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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关 键 词：周公之琴舞/孔子删诗/逸诗/《乐》本 作者简介：马芳，女，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清华简》中诗类作品《周公之琴舞》组诗包含周公作儆毖诗四句、周成王作儆毖诗九首，其中成王作九首诗中的第一首与今本《诗经·周颂·敬之》几乎全同，可确定为是《诗经》作品，其余八首及四句不见于今本《诗经》也不见于其它传世文献。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牵涉到了诗经学史上迄今没有定论的“孔子删诗”问题。2014年《文学遗产》第5期发表了三篇研究文章①肯定“孔子删诗”说，其中徐正英及刘丽文所撰两文皆以《周公之琴舞》为“孔子删诗”说新证。谢炳军不同意徐、刘两文的观点，连发几文提出商榷意见②，其观点有二：一是肯定“王官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二是《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能作为“孔子删诗”说新证。就其论述而言，笔者认为谢文有可商榷之处。 一、肯定“王官删诗”并不能否定“孔子删诗” 谢文从郑玄《诗谱序》中总结出“王官删诗”以否认“孔子删诗”。然而“王官删诗”并不能有效地否认“孔子删诗”，因为二者时代不同、编删思想不同，二者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时代上来讲，王官删诗主要应在周王权比较稳固的西周时期，孔子删诗在周王权衰微的春秋晚期。王官删诗以礼乐为用，孔子删诗为教学之用。下面详细论之。 (一)《诗》教的历史与官方背景并不能否认“孔子删诗” 谢文对诗教传统的溯源，对《诗》传播情况及其来源、结集等问题的叙述，无非想证明《诗》的历史与官方背景，诗的历史背景用以说明《诗》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诗》的官方背景用来说明其不可能被非官方力量编辑删订。 然而，诗教传统即便源自商代，但所教内容，却是因时而变。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会产生不同的诗教本。孔子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焉能不将之付诸其文献整理过程中? 应当看到，《诗》本的官方背景既能促使其创作、采集、表演，也会导致其散乱、残缺、失传。周公制礼作乐至春秋中后期，这一历史时段横跨五六个世纪，周王朝经历了建立、鼎盛、衰落等阶段。如谢文所言“诗”是按照执政阶层的意念不断创作、采集、编辑、使用、推广，形成周朝的礼乐文化的。这也是孔子重视《诗》的原因。当政权巩固、势力强大时，这是必然。然而，如果执政阶层地位下降，权力衰落，其文化也会随之废坏。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正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时期。孔子曾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③《诗》的本质乃是“礼”，“礼”的本质乃是等级，等级的本质乃是政治。当诸侯兴起，王权衰微时，僭越之事屡发，春秋末诸侯不再勤王，周王权崩溃，随其相生的礼乐文化，也势必混乱，从《论语·八佾》所载“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④即鲁国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都敢用天子之礼《雍》祭祀自己的祖宗，即可见其礼乐的混乱程度。 此外，《大戴礼记·投壶》有一段记载：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⑤ 这段文字中风诗混入雅诗，《鹊巢》《采蘩》《采蘋》《驺虞》在今本《召南》，《伐檀》在《魏风》。我们虽不太清楚该段文字所记时间，但可以看出各类诗篇在某种情况下会被混乱使用却是事实。 所以，春秋晚期的政治及《诗》本混乱的情况，是“孔子删诗”的客观历史条件。加之孔子怀抱恢复周道的政治理想，所以再度编辑《诗》本是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的必然选择。孔子编辑的《诗》本必然体现孔子的政治及文化理想。孔子曾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春秋中晚期《诗》本的混乱状态，孔子在其所编《诗》本中应当给予改正。⑥所以他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中的诗篇进行调整，对不符合其礼义标准的诗或重复的诗歌内容进行删削是应有之义。 (二)《诗》本的编辑及其结集的历程不能否认“孔子删诗”说 谢文认为，《诗》本乃是王官根据诗教的需要将创作、采集的诗进行编辑而来的，早在孔子之前已有定本。依据有二，他认为一则《诗》本中的雅诗、颂诗在西周晚期都已产生；二则《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诗》本已定型，其时孔子8岁。这两个依据仍然没有办法证明孔子未删诗。理由有二： 1.孔子是《诗》本的最终编定者 虽然孔子时代可能有《诗》的不同传本，如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对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引诗、赋诗，战国诸子百家引诗情况做了统计，距孔子不远的《墨子》共引诗12条，其中3条不见于今本《诗经》，另有5条在文句次序上亦不同于今本《诗经》，这可以证明当时所传《诗》有许多不同文本。但儒家系统《诗》版本具有稳定性且不同于《墨子》引诗，董治安统计云： 我们试就几部主要儒家著作所引诗篇作一些考察。其中《论语》引诗(包括引述诗名或诗文，下同)九条，逸诗一条；《孟子》引诗三十七条，逸诗一条；《周礼》引诗十九条，逸诗三条(实《狸首》一诗三见)；《仪礼》引诗五十条，逸诗十三条(实“笙诗”十见，《新宫》两见，《狸首》一见)，《礼记》一百三十九条，逸诗六条(实《狸首》一诗四见)，逸诗两见。以上总共引诗二百五十三次，而所见逸诗除“笙诗”六篇外，仅有《狸首》、《新宫》及其它两首。由此可见，战国儒家习诗所用的传本，是有其相对稳定性的。⑦ 战国儒家传本可以上推至孔子，下推及今本。孔子以前的《诗》本篇目如何，今天没有实物，无法证明。但孔子是《诗》的最后编定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如果说春秋引诗赋诗算是，那么此后其经典化的功劳应该记在孔子头上。 目前对《诗》本结集过程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董治安、赵逵夫、王小盾、刘毓庆、马银琴等。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孔子删诗”的论者，基本都承认孔子对《诗》的编辑。 反对者如董治安，但他认为： “然而孔子可能确乎编定过一个《诗》的本子，并以其传授弟子。《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代诗与乐一体，孔子曾是‘正乐’，实际也包括了对《雅》诗《颂》诗已经紊乱的次序加以重新编订。”⑧ 再如赵逵夫，其虽言“唯信孔子由诗三千删为三百之说，则不可取”，但同时也认为： “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已经编成，是没有问题的。但孔子不是没有作任何的工作。我以为孔子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四点上：(一)调整了《国风》中《豳风》与《秦风》的顺序。……(二)调整了个别篇目的归属。……(三)个别段落、句子重复而于结构上并不需要者，去其重。……(四)对个别文字的错讹加以订正。⑨ 他还认为《曹风·下泉》也是由孔子增入的。 赞成“孔子删诗”说者，都将孔子删诗作为诗本编辑中的一个终结。如王小盾认为在诗本逐步定型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比较重要，一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一是公元前6世纪末，还有就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即孔子的晚年；马银琴认为，《诗经》文本经历了五次大的编辑，分别是康王三年、穆王年间、宣王时代、周平王初年和齐桓公时代，最后由孔子删定；刘毓庆认为有三次分别为宣王时代、平王时代，还有孔子删诗为《诗》之“三度编辑”。 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赞成“孔子删诗”，论者基本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孔子之前已有《诗》本；二，孔子是《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其实，抛开经学今古文之争，抛开对孔子的圣化，“孔子删诗”问题究其实质乃是对《诗经》编纂结集问题的回答，是在探讨《诗经》的编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删诗”已经摆脱了是非争执。 2.季札观乐并未言明篇目 反对“孔子删诗”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到鲁国观礼，鲁国乐工所歌与今本《诗经》结构非常相似。然而，季札观礼是鲁国乐工所歌，其与今本《诗经》在“风”诗类别与次序等方面的差异，论者早已提及，此不赘述。需要说的是，无论鲁国乐工所歌与今本《诗经》结构如何相似，史料中都没有提及其具体篇目。不仅是鲁国乐工所歌篇目，实际上，在此前历次诗乐文献编辑活动所形成的《诗》本，都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篇目。所以，“孔子删诗”活动，并不能据此予以断然否定。 只这两点，从《诗》本编辑及其结集历程的角度就不能否定“孔子删诗”，也不能完全否定司马迁所论“孔子删诗”由“三千”删至“三百”之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