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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言小说对宋元话本的借鉴 文言小说固然为市井“说话”提供了大量素材，成为说话人据之敷演的对象，但是宋代文人在创作文言小说时，有时也不免会受“说话”的影响。鲁迅即指出：“说话既盛行，则当时若干著作，自亦蒙话本之影响。”(31)凌郁之也指出：“随着宋代民间说话的繁荣，文人文言小说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市井说话的影响，在故事题材、情节结构、语言风格及叙事观念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如《青琐》、《云斋》中所录传奇，已经出现了一些与说话相通的因素，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市民思想风貌，甚至模拟说话人敷衍捏合的技巧，已有拟话本的倾向和特色，体现了文言传奇与民间说话的沟通和互动。”(32) 首先，从创作的素材来源上看，文人在编创文言小说时，有时会有意识地取材于民间社会流传的异闻琐事。洪迈在《夷坚丁志序》中曾说他的故事“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33)。这种不避俚俗的取材意向，便为市井“说话”进入文言小说打开了通道。我们在《夷坚志》记载的数千故事中就不时可见一些取材于闾巷异闻，并且是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小说。如《吴小员外》(《甲志》卷四)、《张客奇遇》(《丁志》卷一五)、《鄂州南市女》(《支庚》卷一)、《卖鱼吴翁》(《志补》卷一六)、《盐城周氏女》(《支丁》卷九)、《西湖庵尼》(《支景》卷三)、《蓝姐》(《丙志》卷一三)、《义娼传》(《志补》卷二)、《湖州姜客》(《志补》卷五)、《蔡州小道人》(《志补》卷一九)等。洪迈在《夷坚志》中还喜欢在不少小说的篇末注出“某某说”，以表明此为听来的故事。如《吴小员外》篇末即注明“江续之说”。程毅中指出：“洪迈所听来的故事，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街谈巷语’，其中有些就是民间创作的通俗小说，而转述者和洪迈则是小说的记录者或再创作者。”(34) 其次，从叙事旨趣上看，文人取材于民间异闻编创的一些文言小说，多追求新奇有趣，有不少还与艳情风月相关，流溢出较浓厚的市井风味与俚俗情调。如洪迈《夷坚志补》卷八《吴约知县》、《李将仕》、《临安武将》、《王朝议》等，写的都是五花八门的江湖骗术，读来饶有趣味。又如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五《丽情新说·西蜀奇遇》、卷七《奇异新说·钱塘异梦》，写男主人公与女狐、女鬼相亲相爱，生死相随。其作者多半是出于猎奇好异的心理来编创这些故事的，并非为了训诫。再如《鸳鸯灯传》，写的是偷情、私奔，宋人即指出其“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35)。请看书中描写的李氏与张生幽会： 女喜曰：“真我夫也!”于是拥生就枕，如鱼得水，极尽欢情，两意方浓，邻鸡报晓。生曰：“终岁密约，幸得欢会!敢问娘子谁氏之家?”女曰：“妾本贵家，稍亲诗笔，不逢佳偶，每阻欢情，特仗红绡，欲求雅合，果是天从厚愿，辄献一杯，与郎为寿。”生曰：“吾幸与神仙配合，虽古之刘、阮，亦不过此。”于是二人交欢，饮一杯。(36) 这段文字即写得香艳诱人、动人观感，其媚俗之意昭然。李剑国认为：“这部作品不像出自正宗文人之手。虽仍托之才子佳人，但有浓厚的市民气息，掷绡觅偶，二女争夫，都反映着市民趣味。语言通俗浅近，与文人雅士风味迥异。其称张生为‘张官人’、‘张解元’，称张父为‘张大夫’，也是市井习惯……可见这一故事必是流传于民间，而由民间文人敷写成传。虽属文言传奇，实与话本小说精神相通。”(37)他还指出：“《张浩》、《鸳鸯灯传》是最能反映宋人面貌的两篇好作品，显出朴素通俗的特点，把一桩曲曲折折的爱情变成婚姻官司，平添出喜剧性的公案色彩，这是典型的市民趣味——不求诗意或深沉，但求曲折热闹。”(38) 再次，从语言风格上看，文人在撷取市井闾巷之说创作文言小说时，不仅用语浅近通俗，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口头俚语。如王明清的《摭青杂说》中写了一个盐商项四郎救助、收留一个落难女子，后来又从其所愿，将她嫁与金官人为妾的故事。请看以下一段对话： 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好人，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来亦是一个周旋底人，又是尉职，或能获贼，便能报仇，兼差遣在醴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项曰：“汝自意如此，吾岂可固执。但后去或有不是处，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儿甘心情愿也。”遂许之，且戒金尉曰：“万一不如意，须嫁事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39) 这一段对话多用浅显俚俗的口语，朴实无华，真切动人，已很接近话本小说的语体风格。又如《夷坚丁志》卷一○《建康头陀》写一个会看相的头陀对建康府学的一帮秀才“再三瞻视不去”，结果引起其中两个秀才的注意，引发以下一段对话： 钱、范二秀才诘之曰：“道人何为者?”对曰：“异事，异事!八坐贵人都着一屋关了，两府直如许多，便没兴不唧溜底，也是从官。”有秦秀才者，众目为秦长脚，范素薄之，乃指谓曰：“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时生死都在其手。”满坐大笑。客瞠曰：“诸君莫笑，总不及此公。”(40) 这一段对话也是用生动活泼的口语写成，比较肖似说话人的口吻，带有明显的“说话”风味。诸如此类，不烦例举。诚如程毅中所指出的，《夷坚志》“记载下了许多社会新闻，在对话里写入了不少方言口语，和市瓦勾栏的说话有许多相通之处”(41)。 另外，一些文人编创的文言小说在外在形式上也有意取法宋元“说话”。胡士莹即指出：“《青琐高议》的标题形式，全仿效话本，在正题之下，别用七字句作副标题，全似后来话本小说的形式。如《流红记》(《红叶题诗寄韩氏》)……”(42)他还指出，李献民的《云斋广录》“亦采取话本分类的形式来分类，如其中的《丽情新话》、《丽情新说》、《奇异新说》、《神仙新说》等，颇近于话本中的烟粉、灵怪、传奇”(43)。 总而言之，文言小说的创作受宋元“说话”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文言小说与宋元“说话”的互动交流，对于小说自身的发展、演变有何意义呢?对此，李剑国评论道：“士大夫文人屈尊纡贵地接近了‘下里巴人’，把说话中的某些有趣故事——如《鸳鸯灯传》，《鬼董》中的《樊生》大约也是一拿过来，顺便也拿过说话人捏合提破的手段，并照着说话人的情趣所在，把摄材角度扩展到市民社会。尽管尚嫌迟钝，不像说话人在向文人小说学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敏捷和热情，但这有意义的一步终于是迈出来了。有了这个靠拢，才会有元明盛行的以通俗性为一大特征的长篇文言小说。”(44)他是侧重从文言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立论的。如果从民间“说话”的角度来看，那么文言小说进入“说话”领域，不仅为“说话”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丰富了“说话”的文化内涵与叙事经验，而且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转变和白话小说的兴起。梁启超曾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45)由古语之文言小说转变为俗语之“话本”小说，这不仅仅为宋元时代增添了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格局，从此以后，以俗语叙事为主要特征的白话小说开始走进中国文学史的殿堂，并逐渐赢得了中国后世文学的主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