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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话本对文言小说的敷演 宋元“说话”虽然多以文言小说作为凭依，但是说话人在书场演说时还是要“各运匠心，随时生发”的，这样才能“靠敷演令看官清目”。那么，说话人是如何在文言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敷演的呢?今天我们自然无法亲临现场了解说话人的演说状况了，只能拿现存的话本小说来与它所依据的文言小说做个比较，以期一斑窥豹。 我们选取的话本小说是《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它的本事主要来源于《夷坚志》丁集卷九《太原意娘》。话本中明确交代：“按《夷坚志》载，那时法禁未立，奉使官听从与外人往来。”(17)不过，它的后半部却是捏合《鬼董》卷一《张师厚》改编、敷演而成。或以为今存所谓宋元话本皆经过明人修订，不当以之为据。程毅中则指出，“从其主体来看，如果基本面貌还是宋元作品，即使枝节曾经修改，还是应该看作宋元作品”；就《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而言，它就“保存着宋代人所特有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18)。该话本叙述杨思温元宵节在燕山看灯，遇见义兄韩思厚之妻郑意娘，她是被金人掳掠、不甘受辱自缢的鬼魂。杨思温后来将此事告知韩思厚，韩便将意娘的骨灰带回南方。不久，韩又负心另娶，结果被意娘鬼魂捉去。与本事相比，该话本的改编、敷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故事情节的捏合与改动。《太原意娘》结尾写韩师厚食言再娶，其亡妻王意娘鬼魂托梦，怨恚责之，声言欲索其命，韩愧怖得病而死。《张师厚》则写张师厚娶崔懿娘为妻，懿娘因幼子早殇感疾而卒，师厚又娶寡妇刘氏，结果遭鬼魂索命。这两篇文言小说所叙貌似相关，实则差异甚大。男主角虽同名“师厚”，但姓氏不同；女主角不仅姓名不同，遭遇亦颇不一致：王意娘是被金兵所掳，义不受辱，自刭而死；而崔懿娘则是因幼子早殇感疾而卒。从叙事的完整性、曲折性角度来看，《太原意娘》没有交代韩师厚再娶何人，经过怎样；至于说韩是被意娘的话吓死的，也未免平淡无奇，不足以表现意娘爱之深、恨之切的性格。因此，这些地方在书场演说时无疑需要补充与改编。好在《张师厚》所写，正好可以弥补《太原意娘》叙事阙略之处。因此，说话人便将两篇故事捏合在了一起；同时，为了使故事衔接自然巧妙，说话人又做了一些必要的改编：他先将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统一为韩思厚与郑意娘，并将《张师厚》所写崔懿娘的死因删去，然后写韩思厚出使金国回到金陵，将亡妻骨灰盒下葬，三日一诣坟所飨祭，后来又到金陵土星观做法事追荐亡妻，不料与女观主刘金坛一见钟情，两人一来二去，再结连理。如此捏合、改动，不仅故事充实了，韩思厚再娶的具体过程清楚了，情节的衔接也颇为自然而合乎情理。 (二)环境描写的增衍与思想意蕴的拓展。《太原意娘》、《张师厚》的主旨在于宣扬忠贞节义，谴责负心变节。话本小说既保留了这一主旨，又在思想意蕴上有所拓展。话本一开头便引用一首吟咏元宵节的诗词，夹叙夹议地讲述了东京元宵节的繁华气象，接着便叙写杨思温因靖康之难，流落北方，元宵节在燕山看灯，不由地追忆起东京的元宵灯节，感到“情绪索然”，若有所失。这些描写是原素材没有的，但如此增衍，既着意渲染了流落北方的汴京人怀念故国的悲凉情绪，丰富了小说的情感意蕴，又拓展了故事的审美内涵。胡士莹据此推断：“话本的作者大概是久居汴京的，篇中叙写北宋宣和年间汴京元宵风物，十分熟悉……所以这篇话本，可能就是当时被掳去的说话人编写的。由于作者身在北方，亲眼见到金人蹂躏汉人的残酷行为，和作者自己遭受到身羁异地的苦痛，它通过描写燕山的元宵景象和汴京当年的盛况来抒发怀念故国的感情，亦殊悲切动人。”(19)而从书场接受效果来说，当观众尤其是汉族观众听到说话人渲染东京元宵灯节的盛况，又听说燕山元宵灯节“胡笳聒耳”、“汉儿谁负一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20)等情景时，不仅会感到它风味独特、寒碜粗陋，同时还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大宋节庆风物的认同感与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如小说中的杨思温就说：“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元宵?”(21)当然，这样也就更加重了北宋遗民在文化心理上的失落感以及对于已逝的故都繁华的思忆、痛惜之情。说话人为了强化这种悲凉情绪，还有意增写了一些流落在燕山的东京人。如杨思温的姨夫——来自东京的张二官人——就流落在燕山开客店，昊天寺的行者来自东京大相国寺，燕山秦楼跑堂的陈三儿、小王等原先是东京白樊楼、寓仙酒楼的“过卖”，还有在荒废的韩国夫人宅院中藏身、靠打线为生的老翁、老媪，也是东京人。这些流落燕山、苟且偷生的东京人，彼此之间既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又同病相怜，相濡以沫。如正是依靠陈三儿、小王、打线老媪等的热心相助，杨思温、韩思厚才得以与郑意娘相见，并将郑意娘的骨灰匣携归故土。 耐人寻味的是，话本还增加了这么一段对话：“思温问：‘元夜秦楼下相逢嫂嫂，为韩国夫人宅眷，车后许多人，是人是鬼?’郑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当时随车，皆非人也。’”(22)显然属于借题发挥，其用意似在讽刺那些在乱世中负心变节的人，骂他们虽生犹死，活得不人不鬼。 (三)诗词韵语的添加与细节的增饰。如《太原意娘》只说意娘在酒楼壁上题有小词，又说韩师厚也题了一首悼亡词，但并没有写出词作原文。话本里拟作了好几首词，可谓情文并茂。如《浪淘沙》：“尽日倚危栏，触目凄然，乘高望处是居延。忍听楼头吹画角，雪满长川。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23)这首词就表达了意娘孤魂流落异域、无限怀念故国的深情。由于词中说到“僧院犹存宣政字”，所以为了使散文所叙与词中所说吻合，说话人就将意娘题词的地点由酒楼改为“昊天寺”。又如《张师厚》写师厚再娶“白庄刘氏”，刘氏前夫出身“簪缨”之家，但其前夫如何死去，刘氏又为何改嫁等，却未作交代。而话本小说则明确说道：“这刘金坛原是东京人，丈夫是枢密院冯六承旨。因靖康年间同妻刘氏雇舟避难，来金陵，去淮水上，冯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刘氏，发愿就土星观出家，追荐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观主。”(24)如此一改，刘氏便与韩思厚一样皆因战乱丧偶，并且都曾发誓忠于原配。可是，后来两人均耐不住寂寞，邂逅倾心，忘了故人。话本小说写韩思厚到土星观做法事，见观主刘金坛“不施朱粉，分明是梅萼凝霜；淡竚精神，仿佛如莲花出水”，不由得“神魂散乱，目睁口呆”(25)，后来又无意中发现刘金坛所写的一首《浣溪沙》： 标致清高不染尘，星冠云氅紫霞裙。门掩斜阳无一事，抚瑶琴。虚馆幽花偏惹恨，小窗闲月最消魂。此际得教还俗去，谢天尊!(26) 韩思厚看毕此词，尤增爱恋之情，于是也和了一首《西江月》： 玉貌何劳朱粉，江梅岂类群花?终朝隐几论黄芽，不顾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头经挂《南华》。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许彩鸾同跨。(27) 由于刘金坛有还俗之愿，韩思厚有跨鸾之望，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只顾“倚窗携手，惆怅论心”，“一个也不追荐丈夫，一个也不看顾坟墓”(28)，终于导致其原配鬼魂索命，风流云散。说话人为了谴责思厚负心，还增写了仆人周义，写他自愿为意娘守坟，指责思厚负心再娶，并到意娘坟前哭诉。意娘得其指点，魂附刘氏之体，捽住思厚索命。 另外，原作《张师厚》写刘氏悍妒无比，不仅带人击碎懿娘祠堂，还逼迫师厚将懿娘骨灰匣投入江中。而话本中的刘氏则风雅迷人，没有悍妒之举。思厚之所以将意娘骨灰匣投入江中，乃是朱法官出的主意。《张师厚》写师厚携刘氏荡舟，刘氏被其故夫揪入水中而死，师厚请来的法师与懿娘鬼魂搏斗时又误击师厚致其身亡。话本小说对此也做了改动与增衍，说思厚与金坛赁舟游江时，忽听得舟人唱《好事近》，其词云： 往事与谁论?无语暗弹泪血。何处最堪怜?肠断黄昏时节。倚门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同归雁，趁江南春色?(29) 这首词在话本中已出现一次，那是韩思厚在韩国夫人废宅中寻找意娘时，发现意娘在屏风上写了这首词；现在这首词居然传唱于舟人之口，怎不令思厚大惊失色。思厚询问舟人，才知这首词是一个打线婆婆从韩国夫人宅中屏风上录出来的，很快燕山“满城皆唱此词”，以至于传播中外，连舟人皆能歌之了。思厚听说后，“如万刃攒心，眼中泪下”，结果被意娘鬼魂现形，“拽入波心而死”(30)。话本如此增改，不仅呼应了前文，强化了负心必遭报应的叙事主旨，而且让思厚死于意娘之手，更能彰显意娘敢爱敢恨的精神性格。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说话人对文言小说的敷演，大体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其一，说话人是以口语讲述故事的，所以在书场演说时，自然要实行语体的转换，将原来的文言故事改用生动活泼的口语(间杂俚语、方言)敷演出来。其二，说话人是以讲故事娱人为本位的，因而需要将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情节具体可感；而文言小说叙事多半简洁、粗略，因而说话人往往需要根据其日常生活经验，对文言小说中语焉不详的地方进行补充、增衍，并辅之以比较丰富的细节描写。如果文言小说的叙事不够完整、曲折，说话人还会捏合其他相关故事，来增强故事的传奇性与曲折性，以期更好地满足观众听故事的需求。其三，说话人为了让观众在听故事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通常还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对文言小说略写的时空环境加以描绘，以营造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增强叙事的现场感与吸引力。其四，说话人在讲故事时，还喜欢增加一些文言小说中少有或没有的诗词韵语，或以之调剂叙事节奏与书场氛围，或用来描状人物、景物与风俗民情，或为了增强叙事的抒情意味，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褒贬、评判等。显然，正是依靠这些手段，说话人才能将本来叙事简略的文言作品敷演成娓娓动听的话本小说。 当然，说话人对文言小说的改编、敷演，也不可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当视其所依据的原材料的多寡、原材料叙事的详略以及其叙事的传奇性、趣味性等；另外，说话人自身的艺术素养、叙事旨趣与叙事技艺等，也是影响其场上敷演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但不管如何，上述说话人对《太原意娘》与《张师厚》的捏合、改编与敷演还是颇有代表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