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从民间的、文化的视角来看，明代通俗小说是在明中后期社会文化通俗化、民间化的潮流中兴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它起初主要是被书商和下层文人当作一种面向民间社会普及各种文化知识的通俗读物来生产的。明代通俗小说文本构建的文化知识，涵盖历史、宗教、法律、时事、商业、伦理等各个领域并基本上自成体系。它通过使民众阅读、共享其所建构的各种文化知识，不仅对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等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且参与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增强了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明代中后期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 关 键 词：明代/小说/民间/知识/通俗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小说进出书场研究”(编号：11Y5A751026)。 作者简介：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明代社会文化知识的通俗化、民间化，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在《明代小说与民间文化》一文中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而从通俗小说入手研究明代的民间文化，恰好落在今天文化史的主流之中。①不过，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多半还是立足于小说本体，习惯于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明代的通俗小说，只是在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兴起、编创、出版时，论及主流文化的民间走向、商业与出版业的繁兴，以及民间的文化消费需求等对小说的影响；或者是在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时涉及小说在民间社会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以类书、善书、宝卷、散曲、戏曲等为对象，探讨明代民间文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等，却渐呈方兴未艾之势。有鉴于此，本文拟采鉴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由小说入手研究明代的民间文化，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对民间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及其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照、发现明代小说的价值。本文所谓的“民间”，是指传统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它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话语权力、知识面向紧密相关；“知识”是指生活经验以外的知识系统，包括历史知识、宗教知识、法律知识、商业知识、时事知识、伦理知识等。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是：明代通俗小说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的?是什么人在利用小说向民间社会普及各种文化知识?明代通俗小说构建了哪些民间知识体系?明代通俗小说所建构的文化知识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等等。 一、明代文化的通俗化、民间化与通俗小说的兴起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专制和社会经济的不够发达，限制了文化权力、文化资源的下移以及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交流。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日渐繁荣，文化控制相对宽松，儒佛道日益世俗化，民间商业出版兴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文化知识生产商业化、通俗化、民间化的热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兴起的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与公案小说等，就其产生的文化场域来看，与其说它们是作为纯文学作品来创作的，毋宁说是作为一种面向民间建构、传播各种文化知识的通俗文化读物来生产的。 先说历史演义，它的产生与兴起，既得力于民间讲史等活动的孕育，同时又与明代历史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以“通鉴类”史书为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由于被帝王、士人们视为“资治”之工具、“读史之捷径”②、“兴教化，淑人心”③之利器，以及科举考试之辅助读物，故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推重，得到极其广泛的流传，并由此导致了明中叶以降通俗历史教育的风行。其主要表现，就是“通鉴”类史书的不断简约化、通俗化，以及“按鉴”历史演义的兴起④。可以说，书坊主最初从事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就是摸准了读者大众有较强烈的了解历史兴亡的消费意愿。如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引》，一方面指出该书“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另一方面又说“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⑤熊大木亦声称编写《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欲“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⑥；而编写《西汉志传》，也是欲“传四方，使懵然者得是书而叹赏：‘西汉之出处如此，我今日有如亲见于西汉世者矣。’夫如是，则向之莫能言者，今皆彻于心矣。宁不为世道之一助?”⑦余象斗在《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卷首亦曾明言：“斯集为人民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故不佞搜采各书如前诸传式，按鉴演义，自天开地辟起，至商王宠妲己止。”⑧托名林翰的序者说，其重编《隋唐两朝志传》，是为了让“数朝事实，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⑨。甄伟也说，作《西汉通俗演义》，是欲“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⑩。可见，历史演义最初确实是被作为向“浅夫鄙民”普及历史知识的读物来编写的。 再看神魔小说，它的产生也与明中后期佛道儒三教的日益世俗化、功利化，“三教合一”社会思潮与民间信仰的融合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中后期流行的禅宗就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和平民化的倾向，其搬水劈柴无妨般若、出世而不离世的观点，农禅并作的实践，使禅宗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由王阳明及其弟子开创的心学，也以化俗为己任，力图把儒学普及到贩夫走卒中去。还有道教，为了更好地将其神仙信仰推广到民间，不仅在教理上吸收世俗观念，还不断地从民间信仰中收编新的神灵。与此同时，三教还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三教的世俗化、功利化，不仅扩大了它们在民间的影响，而且使民间社会的多神崇拜之风盛极一时，诸如佛祖、菩萨、罗汉等庙宇遍地皆是，关帝、玄帝、文昌、八仙、华光、真武、城隍等道观更是所在多有。而当时兴起的神魔小说，也正是明代宗教日益世俗化的产物。神魔小说所写的神佛，诸如玉帝、如来、观音、弥勒佛、太上老君、八仙、华光、真武、妈祖、龙王、阎王等，在民间就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思想情感上也很贴近世俗民众，不同程度地沾染了市井习气，并且还带有“三教合一”的思想印记。如《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写孙行者对车迟国国王说：“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亦说：“翠竹黄须白笋芽，儒冠道履白莲花。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总一家。”《南游记》所表现的三教合流意识也颇为明显，小说中的主角华光既体现了佛道的超自然力，以及佛教的生死轮回、道教的肉身成仙等教义，又体现了孝道等儒教的核心伦理观念。《北游记》则描述了玉帝实行佛道儒三修的故事。就连叙述道教八仙故事的《东游记》也杂入了一些佛教故事。《天妃娘妈传》中的天妃本不属佛教系统，但由于当时观音菩萨在民间香火颇盛，于是小说中的天妃也就成了观音的门徒。《观音传》中的观音菩萨也被道教化了，不仅修道，还以丹药济人。 至于明代中后期产生的一批短篇公案小说集，则是明代法律文化普及的产物。明代初年统治者即规定律令须“小民周知”，因此社会中律令讲读、学习、刊刻之风颇为盛行。(11)明中叶民间社会非常流行的各种日用类书，如《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万用正宗分类学府全编》《万宝全书》等均载有《律例》或《律法》多卷，以便于民众学习法律知识。可见，正是由于民间社会对法律知识的现实需求，才激发了书坊主编纂公案故事集以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清官文化的热情。不少公案小说集的序跋对此即有所揭示。如《新民公案》即被世人目为“万世牧林总者法程”(12)；《海刚峰公案序》的作者李春芳则认为：“使得二三臣如先生者，布列中外，何患天下不治乎哉?”(13)《龙图公案序》的作者希望“为民父母者，请焚香读《龙图公案》一过”(14)；可见编撰者主观上多将小说与律治相联系，并希望通过小说来服务社会。 总之，明代的通俗小说是在明代社会文化知识通俗化、民间化的潮流中滋生的一股重要支流；它使曾一度为中上层社会垄断的各种文化知识以一种民众所乐见的形式流布到民间，极其有效地参与了明代社会的民间文化建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嘉靖到万历时期，民间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者基本上是书坊主及其聘用的下层文人。这无疑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出版业的发达，导致依靠文化活动作为谋生手段成为一种可能，因而不少科举不第的文人才会受雇于书坊，以编书为业。这些落第文人由于多混迹市井闾巷，因而具有一定的民间意识，即使是有点身份的文人参与小说编创，因受图书商业化的影响，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民间的需要，自觉地采取民间的立场。而从民间受众对各种文化知识需求的角度看，明中后期随着教育的普及，底层民众中粗通文字者日渐增多，如江浙一带，“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15)。这类人阅读类书、小说、宝卷、戏文等，多不是为了举业，而是为获得某种生活的基本技能，满足其消闲娱乐需求。书坊主及其雇佣文人编写小说，其主要用意即在于面向底层民众，用小说的形式建构民间所需的各种文化知识。明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序跋、识语、凡例中，编写者、出版者就经常声明该小说是为了向浅夫鄙民、愚夫愚妇、后生小子、庸夫俗子、里巷小儿等普及文化知识。而小说文本的内容、形式以及刊刻形态等，均表现出通俗化、大众化的取向。如明金陵书贾周曰校翻刻《三国志演义》时即在“识语”中这样说：“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意，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16)之所以强调“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等，不外乎是向民众标榜该书更加通俗易懂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