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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唱和是诗词创作的一种常见方式，因其“束缚才华”而存在诸多弊病，故历来毁多誉少，但明清之际盛况空前的词体唱和，却成为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聚集易代之际的“同人”，进行情感上的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不仅激发文人的填词热情，使“一切诗人皆变词客”，而且都直面时代与人生，在内涵上获得广度与深度，使唱和主题具有潜发性而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一是在情感共鸣与艺术交流的双向作用下，融“因文生情”与“因情生文”于一炉。既使唱和者的艺术个性与才华得到了舒展与锤炼，能“逼出妙思”，从同立异，自创一格；又在词学主张上冲破定于一尊的宗旨，孕育新的词风。它引领创作风格的新变，最终推进词坛中兴之盛，是在唱和史上树立全面推进创作繁荣的一个成功范例，为考察唱和的得失成败提供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 关 键 词：同人唱和/情感共鸣/词风新变/创作繁荣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项目批准号：13BZW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引言 诚如唐宋人所说，“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①“唱和联句之起，其来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赓载”。②诗歌唱和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诗歌史上极为普遍的现象。作为一种新诗体，词的唱和在宋代也颇为流行。方千里、杨泽民便有专和周邦彦《清真词》各一卷，后曾合刻为《三英集》行世，陈允平也有和周邦彦词《西麓继周集》一卷。而自宋代以来，词体唱和风气之盛，则莫过于明清之际。 然而，对于诗词唱和，历来毁多誉少。诸如“和韵最害人诗”③、“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之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④之类的说法，屡屡见诸载籍。王士禄却认为：“词不妨次韵，次韵或逼出妙思。”⑤次韵又称步韵，是唱和中要求最严、也是最“束缚才华”的一种。不过，康熙前期，王士禄曾多次参加词体次韵唱和，次韵能“逼出妙思”是其创作经验之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李渔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耐歌词自序》所说： 乃今十年以来，因诗人太繁，不觉其贵，好胜之家，又不重诗而重诗之余矣。一唱百和，未几成风。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⑥ 顾贞观《与栩园论词书》也指出： 即以词言之，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龚鼎孳)、倦圃(曹溶)，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王士禛)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亦难泯。⑦ 这两段总结清初词坛中兴历程的文字为当代学者反复援引，对其中的关键词“唱和”、“酬和”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严迪昌《清词史》虽有论及，但限于体例，对词坛唱和的历史难以展开全面的讨论。⑧实际上，“一唱百和，未几成风”或“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云云，是李渔、王士禛对入清后词坛中兴成因的一种说明。如果跨越朝代的界线，还可以发现，“一唱百和”之风在明末词坛业已形成。再就具体词人而言，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起着重要或关键作用的词人如卓人月、王屋、陈子龙、龚鼎孳、曹溶、曹尔堪，王士禛、陈维崧、朱彝尊、曹贞吉、顾贞观、纳兰性德等，几乎都有留下了唱和的踪迹，而且向来被认为“遂开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的陈子龙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唱和；曹尔堪不仅是康熙初年三大唱和的总持者或首唱者，而且其初染词事的形式也主要是唱和；朱彝尊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倡和”，⑨同时以朱彝尊为领袖与浙西词派的形成与唱和息息相关；大量事实又表明，唱和引领和推进了陈维崧词风的转化。因此，对于清初词坛唱和，近来不少年轻学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刘东海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就顺治与康熙前期的各种步韵唱和及其唱和时间、参与人数、词作数量与唱和内容等作了详细的梳理，最为全面、系统。⑩本文将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展到明末，视唱和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一种运作模式，从唱和与“同人”在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唱和引领主题取向与词风新变诸方面予以考察，从中揭示唱和能“逼出妙思”、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面。 二、明清之际词体唱和盛况 堪称空前的词体唱和，在明末近三十年间太湖流域诸多郡里便已风生水起，开始盛行。入清后，该流域的同里唱和之风自南而北，吹向了整个词坛。 尤侗说：“所与唱和者，强半湖上、云间、兰陵、柳洲诸君子。”(11)尤侗为长洲(今苏州)人，由明入清，顺治五年(1648)贡生。据现存其词统计，曾参与16次步韵，作词30首之多，但他所说的“所与唱和者”，主要指明末太湖流域不同郡里的词人。与尤侗同时的梅里(今浙江嘉兴)词人王庭，现存其步韵唱和也有20首。(12)其《槐堂词序》又说：“五十年前，予兄介人始习词。其时海内惟栖水(今杭州)徐野君(士俊)、卓珂月(人月)，武塘王孝峙(屋)多有作。在吾里倡和，止予一人。”(13)该《序》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上推五十年，就是明天启年间(1621-1627)。王屋为柳洲(今嘉兴)人，现存其词不少为同里唱和。徐士俊、卓人月合刊《徐卓晤歌》，收词126首，其中唱和词46首，作于天启二年或五年。(14)综观二人唱和之用韵主要有二：一如卓人月《南乡子·伤春》、徐士俊同调《伤春次珂月韵》，韵为自设；一如卓人月《水调歌头·次坡公中秋韵》、徐士俊同调《次坡公中秋韵》(15)，韵出前贤之作，两者均为步韵唱和。 与尤侗一样，徐士俊、卓人月“所与唱和者”并非局限于同里。据《柳塘词话》，“柳洲诸公寄情于《虞美人》曲者，不下百家，而魏学濂为最”。(16)所指即明崇祯年间(1628-1640)规模宏大的以《咏虞美人花》为题的唱和，首唱者是魏学濂，卓人月、徐士俊也参与其中。(17)从中可见明末太湖流域唱和风气之一斑，尤其柳洲一地，堪称“一唱百和”，无人不唱和。曹尔堪《沁园春·答赠孝峙、尔玉、尔斐，兼悼天鹿，三用前韵》说：“畴昔盛年，四五词家，谑月嘲风。”(18)指的就是崇祯年间以王屋为盟主的柳洲词人群平时的同里唱和。与柳洲毗陵的云间，唱和同样是词人创作活动的主要模式。陈子龙《幽兰草题词》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予以暇日，每怀见猎之心，偶有属和。宋子汇而梓之，曰《幽兰草》。”(19)宋徵璧《倡和诗余序》也说：“兵兴以来，荷锄草间，邂逅友人于东郊，相订为斗词之戏，以当博弈。曾不旬日，各得若干首。嗣自赓和者，又有钱子子璧，家兄子建、舍弟辕生、辕文。”(20)据此可知，集中体现云间词派词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的《幽兰草》、《倡和诗余》，就是同里唱和的产物。 入清以后，这种同里唱和风靡南北词坛，蔓延到了不同郡里的“同人”之间，而且人数之众多、次数之频繁，堪称空前。刘东海据《全清词·顺康卷》与《补编》统计，“顺、康朝多人步韵的唱和共进行了215次，存词2451首，参加唱和的作者共580位，唱和词数在5首以下者有404名，创作数位于前列，即词数在20首以上的词人有25名”，其中陈维崧参与步韵唱和达78次、词188首之多。(21)加诸非步韵唱和，在唱和次数、人数及作品数量上，就远不止于此。这些唱和活动均发生在顺治至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直接关乎词坛中兴进程的重大步韵唱和，则主要有四： 其一，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1661-1662)，王士禛在扬州总持的“红桥唱和”。“红桥唱和”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调寄《菩萨蛮》的“《题清溪遗事画卷》唱和”，由王士禛首唱、邹祗谟、彭孙通、陈维崧三人赓和，后有董以宁、彭桂、吴琦、程康庄、陈祥裔、罗文颉、孙在中异地步韵，存词84首；第二阶段为调寄《浣溪沙》唱和，由王士禛首唱，刘梁嵩、陈允衡、朱克生、蒋平阶、余怀、张养重、杜浚、袁于陵、邱象随、陈维崧等十人参与；后有邹祗谟、曹贞吉、丁炜、金镇、纳兰性德、阮士悦、王又旦等异地步韵，词共37首，前十一位词人唱和之作结集为《红桥倡和词》，刊刻传世。 其二，康熙四年(1666)春，曹尔堪、王士禄、宋琬在杭州西湖的“江村唱和”，以“漾”字韵调寄《满江红》，三人各填八首，结集为《三子倡和词》，刊刻传世；同年五月，曹尔堪与尤侗、宋实颖继前韵“唱和于吴门，此外继和者，不下数十家，长调和韵之盛，殆无出于此矣”，(22)曹、宋、尤三家词结集为《后三子集》，今佚。现存“继和者”之作有陈维崧、王士禄、郑侠如等30家103首，此为“江村后期唱和”。 其三，康熙五年(1667)，由曹尔堪在扬州主持的用“屋”字韵调寄《念奴娇》的“广陵唱和”，步韵者宋琬、王士禄、陈世祥、邓汉仪、范国禄、沈泌、季公琦、谈允谦、程邃、孙枝蔚、冒襄、李以笃、陈维崧、孙金砺、宗元鼎、汪楫等16家，各12首，次年，由曹尔堪结集为《广陵倡和词》，刊刻传世。 其四，康熙十年(1671)，在京师以“剪”字韵调寄《贺新郎》的“秋水轩唱和”，首唱者曹尔堪，步韵者有梁清标、龚鼎孳、纪映钟、徐倬、王豸来、陈维岳、沈光裕、宋琬、王士禄、龚士稹、陈祚明、张勄、曹贞吉、吴之振、汪懋麟、杜首昌、周在浚、王概、王蓍、宗元鼎、蒋文焕、冯肇杞、吴宗信、黄虞稷、张芳等26人，词共108首。同年结集为《秋水轩倡和词》，由周在浚刊刻出版；次年增补四人唱和词再次刊刻。继和者甚多，出现“一韵累百”的盛况。(23)现存陈维崧、顾贞观、纳兰性德等33家，词117首，此为“秋水轩后期唱和”。(24) 此外，尚有康熙七年龚鼎孳、陈维崧等调寄《沁园春》与《念奴娇》、康熙十二年陈维崧、程庭等调寄《贺新郎》、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朱彝尊、陈维崧等“拟《乐府补题》”等大型步韵唱和，但上述四大唱和活动与明末西陵、柳洲、云间等地的同里唱和，对明清之际词坛中兴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