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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观念的提出与魏晋名士风度关系甚密。以门阀社会政治形态的延续作为基础，名士风度在塑造六朝士人气质性情的同时，也打破了两汉以来根深蒂固的“政教”和“时用”观念，并造成了六朝文学重情韵、尚风谣以及嘲谑游戏之风。但这种影响并非单向无阻，而是与儒学教育和道德规训相交织，由此也带来了文人道德问题的凸显。基于自身政治身份的变化和新变文学趣味，萧纲通过“立身先须谨慎”这一“道德”前提的预设，将诗教话语系统中二而为一的“道德”即“文章”观念加以分离，从而为宫体文学创作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找到了理论支撑。 关 键 词：名士风度/宫体/萧绎 作者简介：仲瑶，女，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等。 “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语出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历来论者多将考察的重心置于后半句，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其概念内涵和理论价值加以阐释①。相较之下，前半句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前后两句之间语境和语义的割裂，进而影响了对文本的整体认知。事实上，前者并非古典文论中惯见的“道德”前提，而是与后者共享着同一个深层历史文化语境，那就是六朝名士风度。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其对六朝士人气质风貌以及文学观念两大层面的深刻影响。同时，结合萧纲自身的身份与现实处境，以期尽可能地还原这一观念产生的原初历史语境及其在“宫体”文学理论中的价值与流弊。 作为孔门四科之末，狭义上的文人群体始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的辞赋之士。其身份主要是宫廷文学侍从，以文辞娱人，有类俳优，并由此背上了“文人无行”的恶名。其后，儒术尊显，士人以儒者自许，而罕有以文自显、自命者。迄于东汉后期，“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②，出现了一批文华之士，如赵壹、郦炎等。其中，建安文士群体尤跌宕不羁，路粹劾奏孔融“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后汉书》卷七○《孔融传》，第8册，第2278页)。曹丕《与吴质书》所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正感于此种风气而发。 沿汉末既成之势，魏晋名士以任诞不羁、不拘礼法著称。与此同时，作为依附对象和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名士重才情、尚通脱的人格趣尚和不羁做派亦及于以笔翰见长的寒素之士。《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③作为魏晋名士风流之一种，这种不拘于名教礼俗，而以才情赏契的名士型宾主关系对六朝士人尤其是文人群体之气质、风貌影响甚深。 晋宋相承，门阀世族虽呈衰落之势，然名士气尚浓。一部《世说新语》可谓极尽倾慕、效仿之意。以史才自负如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又“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④，为不尚浮华的刘义康所怒，左迁宣城太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的颜延之亦好酒疏诞，不护细行，作《五君咏》咏竹林七贤之嵇康、阮籍、刘伶等以抒愤(《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第7册，第1893页)，其精神旨趣可窥一斑。至于高门子弟如谢灵运、谢惠连等行止纵放之余，又与何长瑜、羊璿之等以文章赏会。而长瑜尤轻薄，“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775页)。 至于南齐，流风相继，如檀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⑤张融：“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随例同行，常稽迟不进。太祖素奇爱融，为太尉时，时与融款接，见融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第3册，第727页)相比旧门第的高矜自持，逐渐崛起的寒素阶层在模仿并向世族风范靠拢的同时，其强烈的进取之心和不平之气更加剧了这种放荡气质，如卞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颇饮酒，摈弃形骸”，曾作《蚤虱赋序》，疏懒狂悖之态颇类嵇康(《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卞彬传》，第3册，第892—893页)。不同于世族高门，寒素文士唯以文章为进取之途，激切中不免自负，如袁嘏：“自重其文。谓人云：‘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南齐书》卷五二《文学·袁嘏传》，第3册，第893页)丘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第3册，第890页)俨然可窥盛唐文士的脱略逸荡之态。 萧梁一代，世族高门与寒素士族之间的门第隔阂渐消弭。然旧门第中仍不乏仿效祖辈任诞之风以寻找存在感者，如谢几卿，“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著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官”⑥。以文学被赏得以崛起的新门第也毫不逊色，如刘孝绰，“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第2册，第483页)，乃至“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第2册，第480页)。又庾仲容，“博学，少有盛名，颇任气使酒，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唯与王籍、谢几卿情好相得，二人时亦不调，遂相追随，诞纵酣饮，不复持检操”(《梁书》卷五○《文学·庾仲容传》，第3册，第724页)。至于何逊、吴均等门第更加卑寒的文采之士，也不同程度地浸染时风。 由上所述，基于门阀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延续，作为门阀政治实践与老庄哲学作用影响于士人精神人格之独特产物，魏晋名士风度及其种种不羁做派，对南朝士人气质性格的塑造和养成可谓影响甚深。在与高门世族的依附、交游中，以文华被赏的寒素阶层在浸染时风的同时，因其所蕴含的不平之气而呈现出一种更加激切的姿态。 在名士风流激荡、席卷整个六朝士人群体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政教基础的“名教”亦终始存在。自汉末以来，以触犯“名教”被杀的能文之士不可谓不多。然相比杀戮，儒家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仍然被视为立身之根本。也因此，即便是有门阀和政治层面的权力为强有力支撑的东晋名士，如谢安、庾亮、温峤等也非全然任情，而是追求一种儒玄兼修的人格并以此为立身之道。自刘宋迄齐梁，尚文之风日盛，然出于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层面的需要，重振儒学的努力一直未曾中断。其中，维持了近五十年承平之世的梁朝又是关键。《梁书·儒林传序》对梁武帝振兴儒学的表彰正是在汉末以来儒学不振的语境下展开的： 汉末丧乱，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房稚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阁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梁书》卷四八《儒林传》，第3册，第661—662页) 天监七年，又诏云：“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梁书》卷四八《儒林传》，第3册，第662页)作为“立身”之基的“德行”构成了其时“清议”的重要内容。德行不修者，纵有门资才情亦不免偃蹇，如刘孝绰之“多忤于物”(《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第2册，第483页)即是典型。也因此故，无论是旧世族，还是新门第都颇重视子弟的道德教育，徐勉《诫子书》：“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梁书》卷二五《徐勉传》，第2册，第385页)萧绎《金楼子·立言》在阐发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之余也不无诫惧之言：“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⑦而“学”又是修身、立名的不二之途，皇族贵胄亦不例外。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曰：“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⑧其谆谆之心，与一般士族并无不同。检梁诸王传，即可发现梁代诸王在立身、谨行上远非宋齐二代可比。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在感于汉末以来士人任性浮华风气的同时，与此种崇儒兴学的大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相较以家训、问学为主要形式的道德规训，仕进、迁转层面的抑扬对士人的规训往往更直接，也更有效。宋、齐二朝，皆以军功起家。虽尚文之风已开，但门第、实干才能在仕途迁转中的作用更大。刘湛“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宋书》卷六九《刘湛传》，第6册，第1815页)。又殷景仁“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第6册，第1681页)。反之，门望华采如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754页)。又袁淑为彭城王刘义康军司祭酒，然“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宋书》卷七○《袁淑传》，第6册，第1835页)。齐武帝萧赜亦告诫晋安王萧子懋：“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阶。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晋安王传》，第3册，第709—710页) 梁武帝虽雅爱文士，但也颇注重政事能力，曾手敕答刘孝绰云：“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第2册，第480页)又张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高祖览牒问之，并无对，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悦”(《梁书》卷三三《张率传》，第2册，第478页)。与所有处尊位者一样，其对文士的优容亦仅在一定范围之内，过此则每加贬抑。刘峻的遭际即是典型，《梁书》本传云：“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梁书》卷五○《文学·刘峻传》，第3册，第702页)又何逊天监中“与吴均俱进幸。后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信则异矣。’自是疏隔，希复得见”⑨。这也是梁代士人群体名士峥嵘耿介之气渐消而文士柔雅逊顺之气渐浓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重振儒学的努力以及门第、仕宦层面的种种现实考量，文人群体及其道德疵累问题也引起了齐梁批评家的普遍重视。《文心雕龙·程器篇》列汉魏以来文人之疵，如“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脱以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云云。但同时又指出“文士以职卑多诮”，“岂曰文士，必其玷欤”⑩。萧纲在诫子书中有“立身先须谨慎”之语，与上述背景是分不开的。至于萧绎批评卞彬《禽兽决录》《虾蟆科斗赋》一类诡激之作云：“非不才也，然复安用此才乎?”(《金楼子校笺》，第867—868页)又鄙薄萧贲“颇读书，而无行”：“此人非不学，然复安用此学乎?”(《金楼子校笺》，第869页)大抵也基于同一语境。对于文人的道德问题，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亦有专门论述，且已及于宋齐文士，如“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进而又论其根源以及立身保家之要：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