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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今世”一段显然颇有感于齐梁时期文士好以诗为口实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实又源自世族清谈品藻之习。基于儒家正统观念以及对六朝政治的反思，初唐史臣延续了齐梁人的这种批评思路：“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大则凌慢侯王，小则慠蔑朋党；速忌离訧，启自此作。若夫屈、贾之流斥，桓、冯之摈放，岂独一世哉?盖恃才之祸也。”(《梁书》卷五○《文学传》，第3册，第727—728页)自初唐以迄晚唐，复古一派对以新进士人群体为主的浮华、浇薄之风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文辞”之争贯穿有唐三百年间。 如前所述，自汉末以来，来自现实政治以及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德矫正从未断绝。然以门阀社会政治形态的延续为支撑，名士风度对中古文学风貌和审美趣味的影响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影响首先在于打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个体生命以及感性层面的情性之咏得以凸显。所谓“建安风骨”，实乃一股不可遏制的生命意志。读曹丕《与吴质书》“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最能感受到建安文学的魅力。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自许(《世说新语笺疏》，第751页)，魏晋名士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情”之激荡。王濛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笺疏》，第498页)素来苛严的礼法规矩在名士性情面前也失去了伦理层面的合理性，《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世说新语笺疏》，第171页)长期遭受名教压抑的夫妇之情也得以大胆流露，《惑溺篇》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世说新语笺疏》，第1075页) 荀奉倩对妻子的笃爱之情并非汉代孟光与梁鸿式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而是以“色”，以男女之间肉体欢娱为根本。但这无疑更符合人性的真实，也更接近欲望的本质。裴楷以“兴到之事”弥纶，以为“非盛德言”则是出于名教的考虑。作为名士“兴到之事”，这种“情”之解放以及妇人以“色”为主的观念可谓石破天惊。同篇又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世说新语笺疏》，第1080页)夫妇情好，读之令人莞尔。宋齐文士乃至妇人好为赠内、咏内之诗，正沿此种名士习气而来，如徐君倩《共内人夜坐守岁诗》：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12) 乃与内人守岁之情事，“酒中”二句写风俗时物颇具生活感，末句则以夜深瞌睡似觉“鬓钗重”相戏，从极细微处透出一种小儿女情趣。又如萧纲《咏内人昼眠诗》：“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940—1941页)此篇历来被视为“宫体”轻艳之篇的代表，末句戏谑之语更被认为是淫荡之尤。抛开卫道之心，“夫婿”二句正类安丰夫妇笑谑之语，而“梦笑”四句之清新旖旎也正在于有情。其时文人拟乐府创作中风靡一时的“三妇艳”题材，无宁说也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从左思《娇女诗》到齐梁人对闺门之趣的描写，六朝诗歌题材的开拓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深可留意。 与政教观念下对乐府“观风俗，知薄厚”功能的强调不同，出于耳目之娱的感官需求，魏晋名士也是新声艳曲、民间歌谣的爱好者和推重者。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世说新语笺疏》，第186页)名士之好吴声本身也是任诞放达举动之一种，《晋书·王恭传》载： 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歌谣。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13) 所谓“委巷歌谣”“淫声”正是流行于江左的吴声。谢灵运的拟吴声以及谢惠连的好“风谣”与这种家族趣尚和风味是分不开的。刘宋时期，鲍照、汤惠休、吴迈远等人所开启的雕藻淫艳一派以及萧绎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及其对吴声、西曲的爱尚也都承此而来。此外，萧子显“杂以风谣，不雅不俗”的文学观念也与此有关。 重情和享乐观念之外，门阀世族以“不经世务”为名士风流，而鄙薄“时用”。与对音乐、书法、绘画的“游艺”态度相似，在文学创作和观念上更注重修辞和情致。范晔论平生之著述云：“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宋书》卷六七《范晔传》，第6册，第1830页)以“事外远致”为“文”，以“公家之言”为“笔”，优劣之别自见。相比范晔，这种趣味在王微身上体现得尤明显，其《与从弟僧绰书》云： 吾少学作文，又晚节如小进，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宋书》卷六二《王微传》，第6册，第1667页) 其中，“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完全基于感官审美体验，与儒家诗教、乐教对中正平和之音的倡导大异其趣。这种趣味与魏晋名士好俗乐新声尤其是悲哀摧藏之音是一致的。这种纯文学观念到了齐梁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而集中体现为萧绎对“文”与“笔”的区分和优劣之别：“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微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校笺》，第966页)至如锺嵘《诗品序》中的“摇荡性情”以及“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云云，也基于同样的观念背景。 与“言志”“时用”观念相对的，俳谐、游戏之风也随之而起。按俗赋、七言、离合一类的俳谐之文，汉末已盛。至魏晋士人，又继之以嘲谑之风。《世说新语·雅量篇》载：“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文甚俳谑。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世说新语笺疏》，第449—450页)又《排调篇》载： 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世说新语笺疏》，第964页) 所谓“了语”，即尽头话，是一种考验人的机智应变才能的游戏之体。宋齐之际，嘲谑之风尤甚。《南齐书·卞彬传》载：“(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其《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文章传于闾巷。”(《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第3册，第893页)永明中，琅邪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系东冶，作《东冶徒赋》，世祖见，赦之”(《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第3册，第893页)。 至梁，嘲谑甚至成为士人彰显才情和旷达风度的一种必要修养。“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使中书舍人朱异接之，预宴者皆归化北人。善明负其才气，酒酣谓异曰：‘南国辩学如中书舍人者几?’异对曰：‘异所以得接宾宴者，乃分职是司。二国通和，所敦亲好；若以才辩相尚，则不容见使。’善明乃曰：‘王锡、张缵，北间所闻，云何可见?’异具启，敕即使于南苑设宴，锡与张缵、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梁书》卷二一《王份传附王锡传》，第2册，第326页)梁武帝在宫中亦时与文士作此种游戏之篇，如到溉“特被武帝赏接，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南史》卷二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第3册，第679页)。又《梁书·萧琛传》： 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簉中阳，夙忝同闬，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梁书》卷二六《萧琛传》，第2册，第397页) 至于以风流自命的文采之士，则以轻薄艳谑之篇相嘲，如何逊《嘲刘咨议》：“房栊灭夜火，窗户映朝光。妖女褰帷去，躞蹀初下床。雀钗横晓鬓，蛾眉艳宿妆。稍闻玉钏远，犹怜翠被香。宁知早朝客，差池已雁行。”(14)刘咨议即刘孝绰，与前述“携妾之官府”事相参看，可谓极谑浪之能，而笔调之轻浮同乎宫体。 综上所述，名士风度在塑造六朝士人气质性情的同时，也打破了两汉以来根深蒂固的“政教”和“时用”观念，造成了六朝文学重情韵、尚风谣以及嘲谑游戏之风。齐梁文学，尤其是梁、陈“宫体”文学在观念、题材、风格等诸方面的新变都与名士风度及其在观念层面前所未有的突破有着直接渊源。作为“宫体”文学的核心人物，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背景。 除了前述历史文化语境，萧纲“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之论的提出及其始料未及的巨大影响，又与其自身的政治身份以及处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薨，萧纲被立为太子。四年，其子大心以皇孙封当阳公，邑一千五百户，而《与当阳公大心书》约作于大同元年(535)(15)。与萧统立身、文章观念上呈现出的正统色彩相比，萧纲的文学趣味更带有新变色彩。这种不同，与二人的政治身份以及教育方式关系甚深(16)。在“意外”入主东宫之前，萧纲的身份一直是一位爱好文义的藩王，武帝曾以“吾家东阿”称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萧纲藩王人生道路的一种预设。自称“七岁有诗癖，长而无倦”的萧纲也因此得以相对自由地发展自己在文义方面的天赋。而自汉以来，藩王府邸就是文学新风气的重要酝酿者。宋、齐二代尤其如此，如临川王刘义庆、南平王刘铄与鲍照、汤惠休等人所开启之雕藻淫艳之风以及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竟陵八友”与“永明体”的发生。藩王时期的萧纲及其文士群体在创作体制和风貌上也正是沿永明新风(17)，而绮靡更甚。其中，既有《雍州十曲》一类源自西曲的乐府新声，也有永明以来的咏物之篇，至如《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一类已是典型的“宫体”。这种文学趣味是典型的藩王趣味，且不会因政治身份的转变而立即发生变化。《梁书·庾肩吾传》云： 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梁书》卷四九《文学传》，第3册，第690页) 正指出了“宫体”与“永明体”之间的渊源脉络。及“宫体”之号起，“高祖闻之大怒，召摛加让”，显然是基于对太子尊位的政治敏感，而被寄予引导之望的徐摛自难逃失职之责。虽然此事最终得以化解，但“东宫”这一特殊身份所带来的“道德”羁绊和现实压力，对萧纲的触动无疑是深切的。 然而，“诗癖”亦同样不可废。那么，如何在“道德”的羁绊中为自身文雅风流的藩王文学趣味(更近于纯文学)寻找到合乎正统伦理观念的存在依据呢?萧纲的对策是充分肯定“立身先须谨慎”的必要性，进而通过“道德”前提的预设，将传统诗教观念中二而为一的“道德”即“文章”区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换而言之，大作绮艳之诗并不妨碍其同时是虔诚的佛教徒和“有梁正士”。就“私德”而言，萧纲也确乎做到了这一点。及台城幽絷之日，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册，第108页)之所以幽愤如此，显然是基于立身行道的高度自信。这种二分思维方式在同为宫体主力的另一个藩王萧绎身上也有集中体现，只是因为文本具体书写情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切入点。《金楼子·立言篇》云：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校笺》，第966页) 基于齐梁儒学衰而文章极盛的现实，以兼通儒者之义自许的萧绎，从汉魏六朝学术素养变迁的角度对士人之身份加以重新界定。其所说今之“儒”和“学”大抵相当于古之“儒”，今之“笔”和“文”则相当于古之“文”，由此将“文”与“儒”“学”两大群体区别开来。传统观念中广义上的“文学”所承担的政教功能也因此被转移到“儒”“学”两大群体，狭义上的今之“文”则被从长久以来所遭受的道德非难中解放出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遂成为文之第一要义。这种二分观念对于文学摆脱传统的政教、时用观念的束缚，尤其是对“情性”的压抑，进一步彰显纯文学尤其是“诗”的独立地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宫体文学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和标新立异之处。魏晋名士任情风气之下出现的诸多文学创作新趋势和新观念，也因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历来论者将“文章且须放荡”之论与“宫体”联系起来，并对其作道德批判的根本原因即在此。 无论是萧纲的“放荡”论，还是萧绎的文笔、文儒之分，都共同指向对“京师文体”的不满。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全梁文》卷一一，第3册，第3011页)对于“京师文体”的这种弊病，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曾有专门之论。在萧纲看来，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六典三礼”所代表的“经”侵入以“吟咏情性”为第一要义的“文”之苑囿。然碍于经典的尊崇地位以及特殊身份，而仅云：“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然而，从后文中对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的评价中已隐然有区别“文”与“经”“史”范囿之意。这种区分与萧绎之别“文”与“儒”“学”显然基于同样的思路。至于“诗既若此，笔又如之”，亦对应于萧绎的文笔之别。也正是基于二者在理论上的这种同声相和，其对萧绎的期许可谓殷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全梁文》卷一一，第3册，第3011页) 然而，以东宫之尊发“放荡”之论，萧纲却完全忽视了自身独特的政治身份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史臣所谓“忽人君之大德”，可谓深察其弊。失去“道德”的重负，齐梁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独立和高扬同时也成了一种难以承受之“轻”。随着“道德”枷锁的卸下，情欲丑陋的一面也喷涌而出，如《娈童诗》一流正是“宫体”最为人诟病处。自隋迄唐，基于儒学的重振和对“雅道”“文德”的追复，萧纲等人的宫体创作以及理论也因此遭到了全盘清算。文学以及批评观念又重新回到了儒家正统的“道德”“时用”范畴的统辖之下，文笔、文儒观念也由分离而再次走向合流。也因此，对此问题的揭示，不惟可以深窥南朝文学尤其是宫体文学的内在发生理路，更可以对唐代士风以及贯穿有唐三百年间的“文章”“道德”之争有更宏通的把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