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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有关我国古代文章学成立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见仁见智的争议，涌现了“宋代成立说”、“隋唐成立说”、“南朝成立说”等诸多观点，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聚焦热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涉及到了我国古代文章本原功能的实现及文章谋篇布局方法演进等根本性问题。东汉至南朝的“八代文”可以概括为“诗化文章”，将其从文章功能及谋篇方法方面与唐宋散文对比，可以发现古文运动的兴起促使文章的叙事和议论两大功能到宋代才得以完全实现，因而“中国文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终成立应定位于宋代。 关 键 词：古代文章学/诗化文章/古文运动 作者简介：张志勇，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体研究。 一、文章学的争议 文章学，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新兴的一门学科。近年来，在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文章学也成为了一个见仁见智的“研究”热点。而各家分歧的焦点正在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究竟成立于哪一时期? 王水照、慈波两先生将古代文章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我成立的时间划定在宋代[1]。祝尚书先生更是将文章学的成立时间作为一个具体的“点”，锁定在了南宋孝宗时期[2]。胡大雷先生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古代文章学的成立应划归到隋唐时期[3]。吴承学先生则又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应为我国文章学的成立期[4]。诸多学者们对“古代文章学的确立时限”这一问题的解读，实际上根植于他们对“文章”这个概念的理解。王水照、吴承学诸家大抵都认为，“文章”或曰“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定的含义”，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概念”，因而具有多解性。他们从《说文》、《论语》、《文心雕龙》等典籍及文论有关“文”字的释义和用法入手，解析了“文章”两字含义由“交错的物象”到“礼乐等文化现象”，再到“典籍、著作和文字”，最后直至“文辞”的演变过程；而单论“文”字，其含义也存在着从“重点指称韵文”而向“重点指称古文”的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祝尚书先生认为文章学即“研究文章写作的科学”，可分为广、狭二义。而狭义文章学“所研究的对象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而文章学成立的标志，诸先生也基本都认为体现在文章观念的建立、文章创作及批评的双双繁荣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等几个方面。 二、“言”与“文” 结合众多学者们的研究辨析，我们可以对“文章”和“文章学”做这样一个阐释：“文章”之“文”，大抵指称文辞，应为允当；而“章”字，则是指“文章或作品的一篇”。故而文章是指“成篇的文辞”。而文章学，则一方面需要研究此“成篇文辞”的概念、起源、特性、功能、发展历史等，另一方面还须研究文辞得以结构成篇的方法和规则。亦即文章学还应研究“为文之法”。这一点，是文章学得以从普遍的“文学批评”中独立出来自成学科门类的充要条件。 “文章学”概念的明确，有助于探析“文章”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及其在历史中的发展规律。首先，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先秦，从文章起源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辨析“言”和“文”的关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5]“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即孔子有关“言”与“文”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论语·雍也》所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一语，则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具有相似之意旨。“言”是指口头言辞；而“文”则是口头言辞的书面语化，即对口头言辞的修饰，在上述引文的语境中可看作“辞令”。言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交工具。对一般的口头言辞进行修饰而升级为“辞令”，其目的就在于使言辞得体，以便在外交、公关、行政及普通社交等场合达成相应的社交目的。 从上述引文来看，孔子论“文”，实际并非论成篇的“文章”。其论述的焦点乃在于对“言”进行恰当修饰以令其“行而远”。而史学大家章学诚，也是从“言”、“文”关系的角度着眼，来论证“战国文体之大备”的。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篇中，章氏首先从上古时代文字到言辞、书契的发展历程着眼，论述了三代“政教”体制下文字和书面文辞的关系问题。认为“古无文字”，但圣人将原始的“结绳之治”变易、发展为文字写就的“书契”。出于“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之目的，“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7]。这里所说的书面文字，实际就是韩愈所言“周诰殷盘”之类。它们或为天子政令，或是天子及诸侯演说、盟誓之辞，抑或是高级贵族间的社交辞令。这些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作为当时口头言辞的书面记载而成为先王之政典，进而具备明确的社交、公关乃至行政功能的。 这些“政典”性的文字能够算作文章吗?今天看来，这些“政典”文字虽具有语言层面的逻辑性，但却难以探寻到将文字、词句结构成篇的稳定之法度规范即“文法”。固然，后世古文家可以采用“章句化”的分析法来论证此类上古“政典”文字在行文方面的独到之处及其对古文写作的指导及垂范作用；但是，之所以独到是因为此类文字所处年代久远；至于垂范和指导，那只是后世为文者在行文精神、气质、风格层面对此类上古“政典”文字的领悟与模仿。所以，三代上古的诸多“政典”性书面文字，其实只是口头言辞的书面化记载，由于缺乏稳定、严密的行文法度规范，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文章。 对于“三代”之末的战国时期，章学诚认为于时“文体大备”。因为“六艺”散落民间后，被新兴的“士”阶层学习并逐渐兴起了“私门著述”之风。为了尽可能明晰地阐发见解，私门著述家开始高度重视修饰言辞。这样一来，言辞不再是简单的日用语言书面化，而变身为注重修饰的“文辞”。 从言辞到“文辞”是一大转关，至于达成这种转变的修饰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取譬设喻、骈偶、排比、采用诗化的声韵、连珠顶真等等。但这些修辞方法尚属于微观修辞层面。若从宏观布局方面来说，战国时代的文字如诸子著述业已超越了语言层面的逻辑性，而将这种逻辑性扩展到了段落与段落之间。比如孟子见齐宣王、触龙说赵太后，皆以取譬设喻来结构全篇。不仅在一段文辞内部建构起语言层面的逻辑性，而且在各段文辞之间也构建起了意旨层面的逻辑性。如此则行文之法隐约渐生，谋篇之术悄然孕育。所以我们认为，战国时代是由“言”向“文章”过渡的转关时代，也是各种文体雏形的出现时期。 以上从作为社交工具的“言辞”书面化、修辞化、逻辑化的角度，约略勾勒出了当代意义上的“文章”得以发轫并获得初步发展的历史轨迹。然而，诚如章学诚所说，其后新生的“文章”在“以好尚逐于文辞”的轨道上快速发展，在修辞方式、谋篇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了“诗化”的特征而日益偏离于“道”。对于此，请看下一节“诗与文”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