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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兴”与“比喻”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内涵 文化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统辖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是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尽管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十分庞杂，贯穿一个民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看似异质分散的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其实是相通的。因此，从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都有可能窥见文化的“全豹”。“比兴”与“比喻”这两个出自中西方诗学的概念表现出的差异，正是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具体而微的体现。 最早提出“中国抒情传统”这一命题的学者陈世骧曾经从语源学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的“诗”与西文中的“poetry”两个词的原始含义，发现在汉语中“诗”字最初指的是一种“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而还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14]他认为，这一概念的形成，决定了中国的诗学长久以来都是围绕抒情言志问题和韵律问题展开的。与之相较，古希腊则一直用一个泛指一切制作物的词来代表诗的观念，因此，诗的表现对象是外在的事物，西方诗学关注的也是知识性表达问题。从哲学的层面讲，西方古典哲学也主要是认识论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包括文学言说在内的所有语言活动，其主要的价值，就在于描述客观的事物，叙述客观的事件，呈现客观的真理。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初的“理念论”文学观与“模仿说”，实际上都涉及对语言是否及物，是否能够展示客观而普遍的真理问题。这导致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诗学，很少思考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主体主观情感世界的关系。因此，当他面对比喻性表达这一语言现象时，也是从这一语言表达方式与语言所要传达的外在现实之间的关系去进行思考的。而把主体思想情感的表达作为诗学思考的核心的中国诗学，则认为“比兴”手法是用来在外物与主体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在这一联系中，物的呈现是次要的，主体情志的表达才是目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语言普遍采取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语言能否呈现外物、表达内心或接近形而上的道这一问题上，不仅道家学者持怀疑论的立场，儒家学者实际上也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孔子一方面说，“文以足言，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15]强调语言是主观的情志得以显现的唯一的方式；另一方面，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古代哲学还有着尚虚尚无的传统，《易传》中“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经过魏晋玄学家的发挥，由哲学进入文学，在唐代文论家那里不断发酵，直接启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意境”、“境象”、“境界”等诗学概念的产生。中国诗学要求在“比兴”的使用中，尽量避免在喻体与本体之间建立过于明显的联系，追求一种委婉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正是这一哲学传统的体现。 而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在感性的、物质的、世俗的世界之上，有一个抽象的、理念的、超验的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对这个世界的表达才是真正的知识，语言应该抵达的，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许多西方理论家看来，文学形象虽然建立在对感性的、物质的、世俗的世界的模仿之上，但是，这样一个感性的、物质的、世俗的世界却可以显现世界的本质与真理，在有限的世俗生活之中，见出来自天国的至善，从纷乱的物质世界出发，去体会宇宙终极的美妙与和谐。而作为一种语言修辞运作方式的隐喻，其潜力正在于它可以以已知呈现未知，以具体代表普遍，以有限指向无限。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不断引起关注，最终成为一个与世界的呈现与存在意义的敞开相关的哲学命题，不能不说与这一哲学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