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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相通处看，“体用”与“本体”本来皆为哲学范畴，“体用”至晚唐五代、“本体”至新批评尤其是兰色姆又皆成为诗学范畴；两者皆把语言本体论与世界本体论、诗歌内部本体性与外部本体论关联贯通在一起，以语义功能的有限性(言不尽意)为出发点，强调以语言“声—象—义”三“用”的内部本体功能的丰富性，展示诗歌与外部之“体”即世界(道)、人(情)之间本体论关联的丰富性，以及诗歌所建构的人与世界关系的丰富性。不囿于诗歌内部的本体性，兰色姆“结构—肌质”论强调诗歌以“意象”及其功能(“用”)本体论上的丰富性，展示宇宙本体(“体”)的无限丰富性。但通过否定语音结构的表现力而切断诗歌与人的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又可见其未能彻底摆脱体用、主客二分的西方传统窠臼。以体用不二、主客交融为立足点，深入比较研究“本体”和“体用”论，对于在中西汇通和理论系统发育中推动文学本体论关联的重建，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体用/本体/声—象—义/结构—肌质/本体论关联 作者简介：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体用”与“本体”辨：由哲学而诗学演进轨迹的相通 西学之“本体(论)”(ontology)与中学之“体用”相通之处在于：两者原本皆是哲学范畴，后来都被用于文学尤其诗歌研究而成为诗学范畴。 如果遵循由哲学范畴理论直接推导出诗学范畴理论的单向、片面的演绎路径，中西比较就难免流于空泛，为避免此流弊，本文将在兼顾相关哲学范畴论的基础上，根据中西直接用“体用”和“本体(论)”概念论诗歌的原始文献展开讨论。今人张伯伟通过对“诗格”的研究，分析指出：“与西洋哲学讲本体和现象，印度佛学讲法性和法相鼎足而三的，中国哲学讲的是体和用。讲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皎然最早提出‘作用’的概念，但他并未简化为‘用’，亦未将此‘用’和‘体’相对，而这正是晚唐五代诗格的贡献。宋人沿用此作进一步推衍，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体用’说。”[1]可以说，自晚唐五代诗格始，哲学范畴的“体用”逐步演变成了重要的诗学范畴。同样，在西方，“本体(论)”也首先是哲学范畴，而移之以论诗歌的，是英美“新批评”尤其兰色姆，可以说，到了兰色姆那里，原为哲学范畴的“本体(论)”也演变成了诗学范畴。 我们首先对“本体(论)”、“体用”作一词源学的考察——但必须强调的是：若以词语的原始涵义为唯一正确标准，完全否定词语在转移到不同文化时间和空间中而产生的涵义的变异乃至增殖的价值，是不足为论的。当把西语“ontology”翻译成汉语“本体(论)”时，该词语本身就已从一个文化空间转移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文化空间(相应于所谓“理论的旅行”可称之为“词语的旅行”)，其涵义不可能不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词语的西译汉大致有两种套路：一是新造汉语词来翻译，二是找原本就有的汉语词来对译——“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当属于后者。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汉语“本体”一词恰恰较早较多地出现在文学艺术理论之中，如阮籍《乐论》有云：“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此“本体”虽是论音乐，但也颇有哲学本体论意味。刘勰《文心雕龙》中用“本体”就更多了，如《谐隐》篇“‘本体’不雅，其流易弊”，《诸子》篇“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熔裁》篇“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这其中所谓“本体”与哲学本体论无直接关联。《定势》篇有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这实际上讲的是“体式”，“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讲的是“体裁”。总体来说，刘勰所谓“本体”与“体”、“体式”、“体裁”等大致同义，其中的相关思想后来演变为古代文论的辨“体”之风，于朱明一代尤甚，出现了各种文章辨体的著述，比如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等。古人在此意义上所谓“本体”、“体”，与西人兰色姆论诗所用“ontology”在涵义上恰恰也存在相通或交叉之处：兰色姆是在与散文的比较中突出诗歌的“本体性”的，而许学夷《诗源辨体》等也是在与散文的比较中强调诗歌的“体性”或“本体性”的。当然，以上所论并不意味着《文心雕龙》“本体”论与哲学毫无关联，且看其《熔裁》篇：“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刚柔”者，“气”也，文章以“情理”或“气”为“本”，而以外在体式结构等为“体”，这就颇有本体论意味了。在哲学上较早用“本体”的如唐人吕岩《吕子易说》(清乾隆曾燠刻本)：“各正性命‘本体’，自成物之性情也”，“是以童蒙未凿之初心，即圣人养正之‘本体’；圣人已发之‘功用’，亦即童蒙初筮之‘本体’而已”(卷上)，“本体”与“功用”用单音节表述即“体”与“用”；“道‘体’兼有无而论也。阴为形，阳为神，神无而形有，其‘本体’固未尝相混也。及其化生之功，本太虚之灵气，纤悉不淆，万有具备归于一元之致也。故其‘体’其‘用’，有动有静”(卷下)，已用“体用”来论“道”，而可谓哲学本体论了。而本体之道既关乎物，也关乎人之性情，这也是诗学体用论的基本理解：以“道”或“情”为诗之“体”而以“声—象—义”为诗之三“用”。 再看西人所谓“ontology”，兰色姆《诗歌：本体论札记》(Poetry，A Note on Ontology，1934)直接用了这个词。韦勒克论述兰色姆时，对这个词作了词源学的考辨：德国加尔文派神学家格克里尼乌斯1613年在《哲学辞典》中将这个词引入德国哲学；莱布尼兹曾经用过一次这个词；而沃尔弗则在哲学界普及了“ontologia，Ontologie”一词，1730年在其著作标题里用了这个词；鲍姆加登在《形而上学》(1740)里界定了“本体”；后来，康德抨击了沃尔弗和鲍姆加登的理性本体论。韦勒克指出，兰色姆特别重视所谓“物性”，把对物的世界的认识称为“本体论”，而这个词的含义根本不同于以上所述的历史意义，沃尔弗等“注重的是一般形式上的特性或者范畴”，这一概念几乎是兰色姆所注重的世界的质的特殊性的对立面。韦勒克还指出，兰色姆往往在笼统、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本体论”一词，但“它不可理解为至高的抽象概念”，“而应该理解为现实事物的组合，理解为‘自然’”，“在许多问题上‘本体论的’意味着兰色姆所指的特殊存在者的概念，比如他告诉我们科学根本没有‘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兰色姆所谓本体论是个标示“多元宇宙”的概念。[2]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构成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学科领域其实也构成不同的文化空间，本为哲学概念的“ontology”转移到诗学领域，其实也是词语在不同文化空间之间的一种“旅行”，兰色姆在诗学意义使用这个词与原来哲学概念的涵义不尽相同，表明这种转移、旅行也会带来词语涵义的变异，更何况词语在中与西这两种更大的文化空间的旅行呢！同样，在中国古代大的文化空间中，本为哲学概念的“体用”转移到诗学领域，其涵义也有所变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