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诗学中所说的“比兴”与西方诗学所说的“比喻”在修辞运作上都是“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附”,但是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就修辞指向而言,“比兴”是在主观思想与可见的外在事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心——物关系”是理解“比兴”的关键所在;“比喻”处理的则是名与实的关系,即知识如何得以表达的问题。中国诗学有重“兴”抑“比”的倾向,其实质是要求在“比兴”的使用中,尽量避免意义的过于直白,营造一种委婉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西方的“比喻”研究特别重视隐喻,是因为看重隐喻在对世界进行命名,以及通过语言进入存在深处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比兴”与“比喻”两个概念表现出的差异,正是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具体而微的体现,具有深刻的文化哲学内涵。 关键词:比兴;比喻;心物关系;名实关系;文化哲学 作者简介:泓峻(1966— ),本名张红军,文艺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汉语言文学专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威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独立完成学术论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一、“比兴”与“比喻”在各自文化语境中的含义及可比性 在汉语典籍中,把《诗经》中固有的表示诗歌分类的“风”、“雅”、“颂”这三个概念与“赋”、“比”、“兴”这三个概念并列,合称“六诗”或“六义”,最早见于《周礼》和《诗大序》。在之后的汉语经学、诗学著作中,它们经常被讨论到。而且,与作为儒家“五经”之首的《诗经》这部经典的关联,使得这六个概念在中国诗学中具有“起源性”地位,后世许多中国诗学思想与范畴都是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而在这六个概念中,被后世讨论最多,且最能切入到中国诗学核心的两个概念是“比”和“兴”。“比”、“兴”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诗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合二为一,组成另外一个概念“比兴”。“比兴”处在“比”与“兴”两种修辞手法的中间地带,具有“兴中兼比”、“比而兴”的双重性。本文中所说“比兴”,首先指出于《诗经》六义,并发展成为汉语最基本的诗学概念的“比”和“兴”,同时也包括后来组成双音节词的“比兴”。 《周礼》与《诗大序》虽然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但却没有对此提法的根据与理由做任何说明,也没有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解释。对这几个概念较早且比较系统的解释,出自于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在注《周礼》时曾经这样讲:“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 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之。”[1] 郑玄的这一解释除了强调“赋”、“比”、“兴”背后“陈政教之善恶”的儒家诗学立场之外,还认为这三种《诗经》中诗歌创作常用的基本手法的区别在于,“赋”的表达是直接的,“比”“兴”的表达则是间接的。根据郑玄的说法,“赋”是不加修饰的直接铺陈,而“比”和“兴”则是因为某种原因不便直接表达,因此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对所要表达的意思进行比附,委婉地暗示自己的看法与意见。郑玄之后,挚虞、刘勰、钟荣等许多人也都对这三个概念做出过解释。虽然各人的解释之间存在差异,但大体上没有离开郑玄的这一思路。后来,当“比”“兴”两个概念合而为一,形成“比兴”这个概念时,虽然其意义更加复杂,但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策略,仍然没有离开“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附”这一修辞指向。 中国诗学中的“比兴”概念,很容易让人想起现代修辞学中所讲的“比喻”,以及与此相关的隐喻、明喻等概念。现代修辞学所使用的比喻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修辞学,可以与英文中的figure或metaphor相对应。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诗学》《修辞学》中,对这些概念都有提及。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当人们在言说中提到某物时,只有用普通的名称才能够使语义明晰。然而,在诗与演说辞中,为了形成某种风格,诗人与演说家则常常“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种修辞性表达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隐喻”,那个代替事物的普通名称出场的词被称为“隐喻词”。与隐喻相关的还有“明喻”。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隐喻,还是他所讲的明喻,实际上也都是“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附”。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诗学中所说的“比兴”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对比喻的研究在西方诗学中同样具有本源性的地位,对后来的西方文论家与修辞学家思考相关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喻式的表达,在西方文论家那里,也被认为是文学表达的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是破解文学表达的“文学性”的关键所在。 然而,发现“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附”这一共同点,对于理解“比兴”与“比喻”这一组分别出自中国与西方的诗学概念是十分初步的,它仅仅为在两个概念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了可能。当我们把这两个来自中西方诗学中的概念还原到各自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时,则会发现其中许多颇有意味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