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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兴”与“比喻”的不同修辞指向 中国诗学中的“比”“兴”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经学家在对《诗经》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对于持儒家立场的经学家而言，《诗经》的主要作用在于政治教化，其中的诗歌大多包含着道德判断与政治立场。“比”“兴”作为《诗经》所使用的最重要的两种修辞性表达，其修辞指向便是诗歌表面意义背后的道德立场与政治态度，其具体的修辞策略则是在可见可感的事物与抽象的道德判断与政治理念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以外在事物的叙述与描写，暗示出诗人的褒贬讽劝。在这一修辞设计里，语言作为中介，其功能便是在没有直接说明的主观思想与可见的外在事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心——物关系”是理解中国诗学中与“比兴”相关的诗学概念的关键所在。 东汉之后，关于“比”“兴”的含义，经学家、文论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一方面与人们对《诗经》这部经典理解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创作实际情况的一种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言志”、“缘情”等更具诗学色彩的立场逐渐介入进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2]唐代钟嵘在《诗品》中说：“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3]宋代李仲蒙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4]综合上面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学者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说，中国诗学关于“比兴”最核心的共识，就是强调“比兴”是主体在言说主观的思想情感时所采用的修辞策略，其本质在于假托于客观事物，表达诗人的主观情志。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性表达，虽然也是通过“用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进行比附”完成的，但西方的文论家与修辞学家一直认为它所处理的是名与实的关系，即知识如何得以表达的问题。 在其《诗学》与《修辞学》两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比喻分成隐喻与明喻两个类别进行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他认为最普遍、最典型的比喻性表达：隐喻。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隐喻是词的一个类别，称为隐喻词。隐喻词与普通词、外来词、装饰词、创新词、延伸词、缩略词、变体词并列，组成8种词类，其特点是“用一个表示某种的词借喻它物”。亚里士多德还对隐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认为它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从其所举的例子来看，隐喻都是用于对外在事物的叙述与描写，很少涉及言语主体的主观态度与思想情感。[5]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关注比喻性表达，首先在于它与诗的语言风格有关。他认为，“言语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庸”，为避免语言的平庸，可以使用包括隐喻词在内的“奇异词”。他特别强调，在隐喻词的使用上，是没有技巧可传达的，善于使用隐喻是天赋的标志，这种天赋在于对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把握，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须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6] 亚里士多德上述关于隐喻的论述，为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比喻性表达是用替代的方式对外在事物进行命名，其前提是发现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它所涉及的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即如何用一个具有陌生化效果的词语去称呼一个司空见惯的事物，以达到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之后的西方学者虽然在亚里士多的这一基础上也有所发展甚至是修正，比如罗马的西塞罗指出比喻的使用还可能源于我们语言的贫乏和不足，因此隐喻词也可以是以我们司空见惯的词语去称谓陌生的事物；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在诗性智慧的作用下，诗人可以用“以己度物”的方式对外在事物进行命名，“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与情欲”，[7]，但是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实际上都没有超出从“名——实”关系这一角度去思考比喻性表达的路径。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哲学与文学理论“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学者们更加强调人们是通过对比喻性语言的使用发现世界并加以命名的，认为只有通过比喻的方式，世界才能在语言中得以呈现。这些观点，更是从名——实关系的维度去思考隐喻比喻问题的。 在西方文论史上，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对语言的修辞性表达持批判与否定态度的，亚里多德之后这种立场仍然影响很大。持此立场的人包括古希腊的伯拉图，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霍布斯、洛克，法国理性主义思想家阿诺德等等。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在语言中使用比喻性表达，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雄辩术所发明的词语的人为的和比喻的用法，除了滋生错误的观念，激发情感因此误导判断之外别无它用”。[8]从批判者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学者习惯于以知识传达的准确与否为标准衡量比喻性表达的价值，对语言的风格化追求是不能够影响语言在呈现客观事物时的准确性的。因此，中国诗学中极为重视的语言主体的主观世界，比如诗人的情感，在西方讨论隐喻问题时，要么根本没有涉及，要么是把它作为影响语言达到知识表达的客观与准确的负面因素。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其对比喻性表达的肯定也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他认为这一表达方式只适合于诗与演说，对哲学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在《诗学》与《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比喻性表达的滥用可能导致的对知识客观性与准确性的伤害也充满警惕。而且，对他而言，“常用词”的价值要远远高于隐喻词，语言“正常用法”的地位也要高于修辞性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