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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诗歌与世界、人的本体论关联：中西诗学的汇通 不同于新批评派中其他人只强调文本内部的本体性，兰色姆还在与外部“本原世界”的关联上揭示诗歌的本体性，这可以成为中西诗学重要汇通点。 韦勒克指出，“兰色姆和其他新批评派人物判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关注的是自然界，是他称之为‘本体论’的方面”，而他所谓的“本体论批评家”就是“一位能够关注诗人的言辞与‘言辞背后的世界’、‘那个密集的、特殊的、有个性的客体世界’之间关系的批评家”，“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标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倘若等同于‘美学的’或者‘形式主义的’，这个名词便遭到了严重的曲解。本体论，相反，是对存在的认识，它不可理解为至高的抽象概念”，“而应该理解为现实事物的组合，理解为‘自然’”。韦勒克还分析了兰色姆这种本体论意识的思想渊源，即受到康德美学的影响。兰色姆认为康德是“‘自然美’的维护者”，“自然界乃是我们的家园”，并且指出，康德认为“诗歌是自然美之再现”，诗歌“反映真理”，但不同于“科学的真理”。兰色姆认为，“由于科学渐渐把世界彻底归结为它的各种类型和形式，艺术在回击的时候必须再度赋予世界以躯体”，而艺术“尝试恢复科学已经使之虚空的躯体”；此外，兰色姆还利用“大小宇宙平行”说，认为诗歌“建立起的小世界是保持了原有尊严的我们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翻版”。韦勒克指出，在哲学本体论上，在《世界的躯体》的一个关键点上，兰色姆用了“物性”这个词，其诗学本体论是建立在不同于科学的“多元宇宙”本体论基础上的。[17]兰色姆《纯属思考推理的文学批评》一文结束处就指出：“这种活动，是要和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最基本的法则有关的。这种活动，必须是深切的、有关本体论的活动……如果他是一个健全的批评家，那他的本体论就会和他的诗人的本体论一致。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提议，诗人应该采取亚里斯多德的、‘现实的’世界观作为他的诗的世界观，而不要采取柏拉图的、唯心的世界观。”[18]其《新批评》一书还分析指出：“科学世界是生活世界经过了约简，它们不再鲜活，而且易于驾驭。诗歌试图恢复我们通过感知与记忆粗略认识到的那个更丰富多彩也更难驾驭的本原世界。根据这一假定，诗歌提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有着迥然有别于其他知识的本体个性。”[19]总之，与外部本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乃是诗歌本体性的重要体现。 我们古人的诗学体用论，不仅强调以“情”为“体”，也强调以“道”为“体”。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分析，就可以看出“三文”或“三用”论突出的本体性。《情采》篇云：“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可以说，“形文”乃是由五色构成的视觉结构，而“声文”则是由五音构成的听觉结构，两种结构与由五性构成的“情文”结构可以形成同构关系，因而可以表现人的情感结构——情者，文之“体”也，而形文、声文则是文之“用”。《原道》篇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以“言”以“文”参天地之造化，而成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又云：“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其中实际上把人之“文”视为“身(有心之器)”之文，而自然万品不外“形文(形立则章成)”、“声文(声发则文生)”，人之“言”之“文”也不外如此。因此，人之文的形文、声文结构可与自然万物之结构同构，并因而可以表现自然之本体结构，即“道”：“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可以说，辞之“文”，乃是“道之文”或天地之文“沿”而垂、“因”人而显(明)之物，言之文也以此而参天地造化。由此可见：若以“道”为文之“体”，形文、声文结构同样可以具有表现“道”之“用”。总之，诗学“体用”论，以“声—象—义”为诗之三“用”，既以“情”为诗之“体”，也以“道”为诗之“体”，而在体用和合的诗歌世界中，“情(人)”与“道(世界)”也高度交融在一起，诗歌语言本体论上的体用不二，最终体现为世界本体论上的主客交融。 从当代理论的发展态势来看，“新批评”的主流理论尤其结构主义批评，进一步切断了文学与人及其情感世界、社会世界的本体论关联。此外，文学艺术不仅在人与世界之间构建起本体论关联，而且也在人(作者、创作者、生产者等)与人(读者、接受者、消费者等)之间构建起本体论关联，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已有切断这种本体论关联的倾向，而宣扬“作者已死”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更深地切断了这种关联。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只强调文学艺术结构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联才是单一的本体论关联不同，我们强调文学艺术结构与其外部的人、世界的关联也是本体论关联。重建这些多重本体论关联，对于扬弃当代文艺理论的各种片面性，推动文艺理论的系统发育等，有积极意义，而有关“本体”与“体用”的中西比较研究，对于清理出这种系统发育的体用不二、主客交融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当有重要启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