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汉字形音义的演变 语文学揭示出文字学信息之外的精确字义，它跟有声系统中的语素义相当。实际工作中用语素义的说法往往出于理论需要。语言研究经常在书面文献里找样品，因此所谓语素义难免不打上字义烙印。 介词“把”的例证用的是书面材料，读音是按语文学方法认定的。如果记录口语用了“摆”字，会认为它是另一字另一语素。说“摆”写“把”把问题搞复杂了。有些方言“把、摆”同音，有些方言它用其他词，可见它有复杂的背景。词源不清而说“把”有个“摆”音，似乎已经交待清楚，就不再追究其他了。因此实际研究的往往是书面用字。说“跟”写“和、与”，说shěme写“什么”取“甚么”的读音shénme，说“什么的、伍的”写“等、等等、之类”。字义研究以书面为目的，很少拿口语作对象，虚义词的书面色彩尤其明显。因为有规范不规范或者是不是方言的理由，字素语素关系讲不清就以字为正，说另一个不是普通话。书面也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完全按书面形式来研究语言毕竟是纯语文学方法，它已经不再把有声语言看成研究对象了。 语文学诠释带有滞后性质，字义和语素义可能不完全一致。它们的差异最终能否消除，取决于使用中的筛选。在文字文化影响下语素义不断地向字义靠拢。但是似乎已经消失的语素义又总是在局部范围内保留下来，几代人以后依然有可能扩展它的势力，它往往是很顽固的。书面词语并不完备，至今民间仍有许多口语词还没有相等概念的文字记录，其中有许多是很古老的。多数词语有文字记录，我们往往更注意它们字义的历时连续性，忽略语素义的时代性、地域性和集团性，可见它们的制约因素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有复杂的源与流的关系。那种关系说明，谁优谁劣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把字义和语素义的差异一律用普通话和方言来界说，普通话与口语的联系就失去纽带了。 社会在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发展，信息文明必须跟它们适应。汉字原有的字义不够用了，因此会有分化和演变。信息文明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使字义变迁，还可能使字音、字义分化，字形增加。一味用固定规则来造新字，字形会越来越复杂。臃肿的形体挤在有限的方块里，会变成难以分辨的墨团团。笔画繁杂使辨认和书写的速度放慢，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字型复杂使干扰因素增加，整体的差别减小到似是而非的程度。因此历史上的文字改革必定有它的现实需要，成功的改革总是跟信息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没有、设有”的区别很不显著，却引人注目，算是当代改革中的小插曲，毕竟毛病出在固定规则上。“人入、土士、干于、巳已、犬尤、天无、王壬、戍戌”需要定睛细辨，“瘭瘰”甚至要找个放大镜来分辨。 汉语音节数似乎稳中有减，汉字同音关系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使它难以增加。为了从羡余的未用组合中挖掘信息容量，汉语加快了多音词建设。古白话文里突然出现的大量多音词反映了口语的变化。同时，音节负荷减轻，于是轻音、儿化和轻化音节大量发展，基本音节的结构简化，语言的节奏却复杂化了。 本世纪前言文脱节到了严重地步。五四以来书面文字向口语回归，书面系统发生剧烈变化，句子长度倍增，再加上大众化和科学化的潮流，汉字的弊病引起全社会关注。现代汉语重视规范化和表达方式科学化，各行业各学科形成完整的汉化术语系统，新词和外来词增加，词义和句式也在调整。说和写的两种语言形态未必同步前进，却不能不彼此跟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