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8日，年逾100岁高龄的饶公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莲莲吉庆》荷花书画展。饶公冒着严寒亲临会场，我望着他，一个瘦弱矮小的身影，被人群簇拥着，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知怎么心里一阵难过，隐隐感到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饶公。今晨（2月6日）我从微信中惊悉饶公谢世，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自1982年与饶公相识以来，30年往事历历在目。
    1991年10月我从日本东京应饶公邀请再次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继续完成与饶公编写的《甲骨文通检》分册的工作。对我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相随在饶公身边，这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如果没有编撰《甲骨文通检》的机会，可能我会是另外一种命运，其实我并没有任何学历，没有人相信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三年、中文大学17年，现在又到了清华，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校奇迹。我要感谢饶公对我的长期厚爱和信任，同时我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和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除了父母之外，这三位对我生命构成特殊意义的人，自始至终给予我那份宽容和信任，为我提供了伸展学术的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个机遇展示自己，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没有比我更幸运的。
    自到中大后，我有幸近距离追随饶公，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学者、诗人、艺术家，在我眼里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智慧和学问，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最难得的是他对任何事物仍保持一颗好奇的童心，正因为每天持有这颗童心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写作。
    2003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的《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20卷，至今我们无法准确统计他的文章究竟有多少。文集给人扑面而来的就是饶公的博学，从远古神话、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楚辞、古代地理、文学、诗词、艺术，几乎包罗了中国经典文化融会贯通，让你震撼，很难相信，如此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学问竟然集于一个人身上。由于饶先生长期生活在香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频繁的交流，这一特殊的条件是我们国内学者很难具备的。饶先生不但了解西方的文化，而且也掌握了多种语言，在他的文集中足以显示他的学术视野宽阔和深度，在此背景下，加上长期以来有着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饶先生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可以说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其精深的博学功底，是现在很多学者难以达到的高度。
    近二十年来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发现，一改我们以往对古史的认识，不得不正视历史的真实原貌，重新评估先秦学术史，重建古史“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我们的传世经典。1999年饶先生在《九州》发表了他著名的《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中提出重建古史采取的途径有三：1.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2.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3.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2002年在《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中，饶先生在原三重证据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间接证据：民族学、异邦古史资料成为古史五重证，比原来三重证显得更加完善和科学。饶先生之所以强调古史五重证据的方法，目的是从出土文献中系统地整理“寻绎有规律的历史条理。”站在文字背后揭示历史演进的过程，还其真实原貌，几乎体现了近年来饶先生文章的一大特色。
    早在2001年，饶先生最早提出重建经典。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演讲《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中他说：“‘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的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功夫，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经典，什么是‘经’？应该考虑不限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个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望。”
    中国文化向来是文史哲不分家，翻开老一辈学者的著作，看到像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这些大家的著作，都让人感受到一种融会贯通。他们在每一个领域中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成长的环境与我们完全不同，几乎每个学者的国学基础都非常扎实，然后再来选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他们的文章里都可以展现出来。饶公也是这样，他最初的“童子功”就是熟读中国的经典，这里就包含了文史哲最经典的作品，有了这份文化垫底，他将来选择哪一个门类都可以胜任。我曾问饶公：“如果人生可以有第二次选择的话，您会选择什么呢？”“我还会选择文学，当我一出世，就觉得自己身上带着文学母体的深深烙印，我今天的一切，都源自于文学的根基，它给我生命的营养、灵感、智慧。”饶先生历时半生，成书六十几种，论文近六百多篇，遍涉历史、考古、古典文学、古文字、佛教、艺术，在这广阔的文化领域，实在很难将他真正归属于哪家，他自己诙谐地说过：“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1世纪，随着国际潮流的影响，当下学术越来越像画地为牢，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走得也越来越狭窄，现在的学者很难像饶先生那样文史哲、诗词、书法、绘画都达到如此全面贯通。这里给我们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和环境条件比较以前，有哪些差别呢？饶公的离去，留给我们对中国文化更多的深思。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曾任饶宗颐学术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