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 ，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未经过正规学院教育，但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现当代国学家先后有钱锺书、季羡林与之并称，称“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季羡林称其为“我心中的大师”。
    先生远游，让人痛惜。怀念与感佩，萦绕在每一个深受饶老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影响之人的心中。追忆与崇敬，当然可以有多个维度。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饶宗颐思想中的“中国化”与“世界化”。因为这两者，正是饶宗颐终其一生学术思想的精髓。
    
    2014年10月，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学术研讨会，饶宗颐先生与本文作者（推轮椅者）合影。作者供图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国势不振，国人的自信备受打击。激进者视传统文化为融入世界潮流的障碍，保守者视世界潮流为洪水猛兽，两方交相诋诃。其实，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化”与“世界化”并不抵触。以古典中国辉煌的盛唐为例，不仅是本土文化传统累积的高峰，也是世界文明渐次融合的集大成。“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王国维的这首诗恰是极佳写照。换言之，那是最“中国化”的时代，也是最“世界化”的时代，既有力量将中国推向世界，也有自信将世界融入中国。饶宗颐是少有的最早认识这一点的学者。
    在世界化的潮流中，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色，是中国学者面临的切实问题。饶宗颐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传统教育，使他的思想深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壤中。他的文章从选题、形式到风格，无不带有浓烈的传统意味。与现代学术强调专业不同，中国古典学术重视博雅，饶宗颐的文章往往在扎实考据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巧妙的思考，将一个具体的问题延展为一幅宏阔的图景。
    饶宗颐更践行了“知行合一”的古训，研究诗、词、书、画，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又滋养了他的艺术，在不断的互补中，学、艺两者都达到了当世罕有的高度。
    如果说这些是饶宗颐在“艺”层面的特色，那么他对“道”的追求，尤其能体现本民族的精髓。他提出重建经学，为中华文明制定可与希伯来、希腊文明本源相提并论的新时代的“bible”，“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新经学的提出》），可以说，饶宗颐为新世纪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定位指示了一条途径，而他的具体研究，正是围绕这一宏大目标所做的准备。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易经》中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融合精华、吐纳不息是它日月常新的关键。饶宗颐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出色地贯通了异域学术。他通晓多种现代语言，对巴比伦文、梵文等古典语文也有精湛的研究。以此为基础，他的眼界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这也使他得以在中国之外反观中华文明。
    落实到学术上，饶宗颐继承了钱大昕、陈寅恪的传统，通过对域外新材料的应用，使汉学走向更开阔的区域，对当今世界的中国学研究起了示范作用。在法国汉学界，饶宗颐的研究风格影响了一代学风，法兰西学院更是将素有“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颁布给他。在文化方面，饶宗颐对艺道的精通，也使相当长时间内蒙昧不彰的古典技艺再焕光彩，使其得以与他国的侪类相互印证，开阔了人类的艺术境界。
    饶宗颐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以巨大的学术和艺术成就，为中华文明指示了一条可能的方向，在强调重塑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当今，尤其具有重要意义。饶公千古！
    （作者曾任职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