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亮
    风筝，以“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的特殊释义，在《北鸢》里诠释着人生的悲喜。继《朱雀》之后，《北鸢》是葛亮又一部对民国人物及风物抽丝剥茧的“中国故事”。如果说《朱雀》是交错叙事（现时与历史），那么《北鸢》则是线性叙事（断代），小说视卢、冯两大家族为创作重心，以文笙与仁桢的成长经历为写作线索，将一群不平凡人的非凡经历娓娓道来，借此传达归属民国的大家气度和文化风骨。
    这是一部“大制作”的小说，家族、性别、地域、诗画、曲乐、民俗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关涉人物众多，叙事盘根错节，时间横亘军阀割据与抗日战争两处乱世。《北鸢》在故事设计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文笙与仁桢如同葛亮放飞的两只风筝，牵引着卢家与冯家的上升和跌落。
    卢家的跌宕是与“土匪”交战。文笙连缀起卢家、姨母昭德一家、舅父盛浔一家三条叙事支线。我认为在“卢家传奇”部分乃至全篇，昭德、昭如姐妹都是耀眼的女性。姨母昭德是军阀石玉璞之妻，夫亡家破之后，千金散尽，人去楼空，她疯了，蜷缩于对亡子的追忆。面对土匪的胁迫和挑衅，昭德为了保护妹妹家人的性命，选择与土匪同归于尽。小说精彩的一笔是对她的补叙，正是她交给昭如的“红木匣子”帮助教会从日本人手上赎回了11个孩子的命。昭德目送昭如一家安全撤离，“放心地叹了一口气，将手指伸进了手雷的拉环”。“哥儿，好好地活，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一个“叹”字，写活了昭德的“疯”，这是她了无牵挂后的情感释放，无须再躲进“童心”，以逃避痛苦。昭如实为卢家的真正当家人，收养文笙，抚养月娥，她迸发的力量集聚于丈夫卢家睦去世后，接手“东店”，既为月娥置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冥婚”，又最终成全了文笙与仁桢的姻缘。“我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一个家。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的好看。”卢家几十年风雨飘摇，昭如始终以坚强隐忍支撑家族不覆。
    冯家的动荡是与“侵略”抗争。仁桢的成长历程与冯家兴亡相起伏。日本侵华是冯家盛衰的转捩点。与“文笙线”不同，“仁桢线”的叙述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即仁涓、仁珏、言秋凰。冯家的慧月姐妹与卢家昭德姐妹互为呼应和参照，作者为她们设计了相似的人生和相异的结局。仁珏、范逸美、冯明焕、言秋凰四人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圈，和田润一的出现打破了人物原本各守其命的稳态，播撒分裂的各种可能。而仁珏的死，将仁珏的爱恨、冯明焕的悔恨、言秋凰的遗恨、范逸美的仇恨再次聚合成人生同一程。
    小说的对称式结构，或许是作品对中国传统对称审美的一种暗合。葛亮立足“个人”与“家族”的主题，描画了清晰的社会图谱，人物排列停当，再将想要表达的时代风景、文化元素进行准确取舍与合理归置。应该说，作品在故事层面精致、风雅，但在构思上也相应缺少些突破，沿用的仍是较为寻常的家族叙事套路（代际）和矛盾冲突元素（情理）。
    意象与意境的有意识塑造，是《北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动回归。意象是情与物的契合。《文心雕龙》多次涉及心物交融说：如《物色篇》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诠赋篇》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神思篇》道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纵观小说，“风筝”有三个重要内涵：“命悬一线”——“昭如被围”、“抓捕仁珏”、“刺杀和田”等都是葛亮安排的千钧一发的极端场景。“一线生机”——在危机降临时，都能有一个承担者来化解困局。“顺势而为”——折射着更深一层的悲凉，相对于之前两种诠释，它更符合普通人的真实心态，但苟且求全却是乱世奢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风筝只有断了这线，才能快意潇洒；人若断了情感与责任的牵绊，才能获大自由。以上三种阐释，是对“风筝”意象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开发。
    放风筝这件事，对于文笙而言，形同本能。“他已习惯了独来独往，面对天空俯仰间，被他人赏鉴。”小说中出现的“虎头风筝”是更有深义的意象。首先它是“四声坊”龙师傅与卢家睦的践约，“这风筝一岁一只”，家睦与文笙的父子缘分全藏这里头了。其次，它是“生”的希望。“虎头纸鸢栩栩如生，斑斓得将这晦暗的秋景染出了一道明黄”，只有它能划破日本军队破城后“虚浮而异样的平静”生活。第三，风筝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符号。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老虎》，翻滚着革命的力量，连接起昭如、文笙与叶师娘、雅各，表达人类共通的友爱、怜悯、感恩生生不息。
    小说涌动着悲剧诗意。清丽婉约的文字安静书写出刺痛人心的命题。葛亮的两部民国长卷虽有宏大叙事的格局，但很少对宏大主题进行阐发。创作取材乱世，却竭力摆脱开“民族国家执念”。言秋凰与仁珏母女的牺牲和成全，以“情”消解了“义”，一切行为皆因“必有隐情在心潮”。仁珏与范逸美之间，闪烁着隐秘的暧昧，仁珏牺牲了幸福和性命，要守护的并非逸美的家国大义，而是两人的同性情谊。“和田在这个女孩的脸庞上，看到了一种他琢磨不透的东西。她的反应，不符之前的诸种想象。在他的经验里，对于女人的软弱与坚强，他都成竹在胸。可是她，令他意外，同时感到沮丧。”和田对女性的理解，是预设“她”的行为动机源发于“国”，可他并不知晓，仁珏就是简单为了“情”。剥离种种附加后的纯粹，是葛亮的文学减法，反而颇具触动人心的真切感染力。同时，情之所动、行之所为，又与仁珏所受的“高等教育”的理性形成反差，理智终未敌得过爱情的力量。名伶言秋凰同样如此，委身和田，从容赴死，只因她还是个母亲。她亏欠了仁珏母爱，于是舍出自己的性命来弥补，刺杀和田只是单纯为了给女儿报仇。葛亮笔下的民国女性往往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没有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和“政治化”处理，而是立足于最寻常的亲情与爱情书写。
    文笙与仁桢虽是小说主人公，成长经历相对完整，故事丰富，两人目睹家族兴衰、收获革命历练、参与文化传承，但人物较为平稳，缺少些打眼的个性。相反，副线人物更为跳脱生动。究其原因，葛亮在塑造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主旨设定，因而可以调动强烈的矛盾冲突，或设计出激发人性善恶的极端环境。琢磨《杨门女将》里穆桂英的“铁打的身心”，仁桢说，“这样的悲喜，哪是我们平凡人受得了的”，但文笙认定她始终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从《北鸢》中可以获悉，他俩的“不平凡”并非是自身传奇，而是两人恰巧成为了所有传奇的见证者。
    小说中随时可察葛亮对绘画、戏曲的熟稔，艺术赋予作品清雅湛明和触手生春。同时，葛亮作品的“古典”也表现为对“风清骨峻”和“辞采华美”的文学自觉。海外“70后”作家特别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彰显古典美学。他们在现时进行“中国形象”再造，致力于文化传承。“江南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生活。从明清以来，江南文化即已展示其宗教世俗化与艺术生活化的倾向。第二是自然，有园林之设计、书画之创作、寺院之修建、山水之欣赏、艺术之创造等，诸种文化建设为自然增加了人文的附加值。第三是知识，内涵科举、庄园、书香、书院等历史文化现象，环绕其四周的有江南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吴中画派、扬州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西泠十子。”（程章灿：《纸上尘——历史的表里》）从《朱雀》到《北鸢》，在空间上，葛亮以江南为中心，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三个关键词的全面开发；在时间上，他将“民国”视为历史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背景。葛亮为当下“70后”作家“回归传统”的“寻根”提供了实践文本。
    《朱雀》是时代的悲歌，《北鸢》是人物的传奇，从点与面共同建构民国场景。“风遂人愿，万事皆好。”而《朱雀》和《北鸢》恰是在种种不遂人愿的人生中设局与解局，就如威廉·布莱克在他另一首诗《天真的预言》里说：“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