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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主义的小阳春——评《历史的天使》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理论研究》 孙一洲 参加讨论


    《历史的天使》的中译本出版,对于本雅明研究者而言,是继阿甘本风行之后又一场材料盛宴。本书作者斯台凡·摩西是法国思想界罗森茨威格的主要推手之一。1982年,由他作序的《救赎之星》法译本,以为由列维纳斯为他作序的《系统与启示——罗森茨威格的哲学》(Système et révélation : la philosophie de Franz Rosenzweig)同时出版,为法语学界重新点燃了对犹太哲学的热情。
    同年,斯台凡·摩西在《德国文学与精神史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森茨威格与本雅明》的论文,基本框定了本书的研究规划。全书以1982年到1988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开设的研讨班的讲稿为底本,亦有英德译本。这与雅各布·陶伯斯的政治神学讲座几乎同一时间段。借助研读这一文本,我们也不难据此观察到德法两国在本雅明研究进路上的差异。另一位在巴黎活动的犹太研究专家米歇尔·洛维(Michael Löwy)称本书“不仅对三位犹太-德意志思想家进行了优秀阐释,也为宗教、历史与政治三者的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欧洲正悄然卸下十九世纪的花冠,直面文明内部的撕裂与狰狞,犹太人问题正是其中之一。相反相成的是,犹太知识分子开始以犹太人的身份浮出水面,从西美尔、弗洛伊德到肖勒姆、布洛赫,犹太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的开发呈几何级数递增。诚如摩西与洛维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衔接三者的基本背景,以马丁·布伯与罗森茨威格合译《圣经》为标志,犹太思想迎来了凛冬前的小阳春。
    本书的布局十分清晰,三位犹太思想家各据一章,依次展开。作为三位思想家中毋庸置疑的先行者,罗森茨威格的部分分别由与罗森斯托克的书信、《黑格尔与国家》和《救赎之星》两本书的阐释构成。第一章的成就主要在材料上,这场论辩就主题而言并不罕见,亚伯拉罕宗之间的论战一直是西方神学的自我追问的内核。不过这些问题确实奠定了罗森茨威格的思想的底色,而且相较于之后的文本,这些书信相对易读。罗森茨威格与罗森斯托克师出同门,两人通信切磋的习惯保持了很久,是罗森茨威格除了家人之外写信最多的笔友,因此在1935年整理出版罗森茨威格书信集中,只有罗森斯托克的书信作了专门的汇总(参见Rosenzweig, Franz. "Briefe, ed." Edith Rosenzweig, Berlin: Schocken 19 (1935), s.638-s.720),这是马丁·布伯也享受不到的待遇(罗森茨威格与布伯的通信大都十分简短)。第二章的标题虽然十分宏大,但内容还是比较常见的《黑格尔与国家》综述,也是罗森茨威格在1910年代思考的主要问题。考虑到《救赎之星》的篇幅,第三章对切入点的选取不失精准。犹太思想并不缺少内部的宗派,乌托邦与救赎的对立很能凸显同时代犹太思想资源的内在张力。不过不同于上一章,贪心的读者千万不要误认为这是对《救赎之星》的笼统综述,在罗森茨威格研究内部作者的一些叙述也是有争议的。
    得益于六十年代后左翼出版社的力推,本雅明与肖勒姆的身份无需赘述。而第二部分写作却没有按照本雅明的创作顺序,读起来略显杂芜。这倒是如实地反映了本雅明本人的写作风格。他的作品并不以逻辑纵深见长,偏好在几个问题点上游弋反复,在本雅明的著作之间串联起线索并不很难,但对读者的相关知识储备就有所要求。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与《论历史的概念》上,作者也是以这两本书为轴心,借助《拱廊街》的意象铺开叙述。本雅明研究一直以来的问题是,研究者总声称能够贯穿本雅明的创作思路,但结果无外乎跟着本雅明的材料走了一遍。摩西有意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重组了本雅明的文本,不过结论倒无太多推陈出新的地方,基本是围绕内在时间对物理时间的超越与对进步史观的批判。这部分是因为作者对本雅明的掌握并未像对本书的另外两位思想家一样超出常见材料,部分是因为本雅明自己也从未给出任何答案——哈贝马斯曾尖锐地指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答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肖勒姆的思想形象要丰满得多,这实际上得益于材料本身的丰富。肖勒姆允称以色列的诸国父之一,单是今年英文学界就有两本肖勒姆的个人传记出版:《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与《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传统左翼本雅明观总是以马克思为一翼,以卡巴拉为另一翼。这与其说反映了真实的本雅明,不如说反映了本雅明两位好友阿多诺与肖勒姆的思想世界。通过阅读第七章,很明显,卡巴拉主义是肖勒姆的主场,那些以此反推本雅明的研究就有后见之明的色彩,而本章中对三者的统观也可以视为全书的一个纽带。
    第八章《教谕诗》的阐释堪称犹太民族之律法性的绝佳注脚,但是标题极为可疑。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弗洛伊德的引用与本书的主干像油和水一样难以交融,仅仅是出于“弑父”的意象而被联系在一起。在以典籍闻名的犹太思想研究中尤其是这类滥用比附的重灾区,Marcel Fournier那本精彩的莫斯传就以《塔木德》中“大部分的孩子像他们的舅舅”来搭建他与涂尔干的精神联系,令人忍俊不禁。精神分析当然是那个年代思想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精神分析远远不足以覆盖那个年代的全部。前文已经明确提及过罗森茨威格所言“父辈的谎言”,实际上,得益于两代人之间精神世界的巨大断裂,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委实称不上什么孝子贤孙。本雅明对父亲的欺骗伴随着他充满思想火花的书信相始终,而卢卡奇的父亲倾尽一切从白军手中救出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换得什么好脸。就像托马斯·曼笔下描摹一样,这些时代现象不需要借助“梦的解析”就能直观察觉到。如作者导言已经强调得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三人思想的衔接点,哪怕以反对父辈为线索都可能适得其反,也许只是因为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弗洛伊德的梦》(Rêves de Freud )涉及了精神分析的谱系。
    本书的最后一章有能力也本应成为对全书的归纳,作者把肖勒姆和罗森茨威格的交集留到最后并转回讨论本雅明的语言观,显然也有这样的考虑,然而最后不了了之。本书中始终没有出现对三人之间两两之间关系的界定,像洛维那篇调门很高的书评一样,容易引发过多业界对犹太研究的常见评述,似乎让人更多看到的是大量庞杂概念下交错的虚影。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摩西其实规避了材料已经点明的事实:“向罗森茨威格承认,在接触现实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变得更接近罗森茨威格。”(p.252)。从肖勒姆之后对施特劳斯一边倒的反应来看,他后半生的立场不再那么坚定,这也是本雅明30年代末的处境。当然,本雅明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鸿沟始终存在,他在卡夫卡论中反对用“恩宠”解读卡夫卡的遗作《城堡》,就有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味。考虑第七章对三人之间的联系已经了梳理,对三人差异的书写显然是有所欠缺。
    赫尔曼·柯恩直到肖勒姆的部分才姗姗来迟,让本书的时间线略显倒错。且不论他是罗森茨威格的导师,单是熟悉本雅明的读者就很清楚,《暴力批判》最后一部分对古代的思考就是以引用柯恩引用开场的(这也是阿甘本偏爱的段落——“寻觅虚弱的欧洲传统”)。这只是对三位思想家关系的梳理缺失的一个缩影。就哲学本身而言,本书对文本的切入不可谓不精细。可就思想史而言,考虑到摩西曾在82年的论文中许诺尽可能研究罗森茨威格对二者的影响,本书的书名是名不副实的。各章节直接缺乏衔接也是目前常见的讲稿类出版物常见的通病,用Bernard Williams的话说,“像是把手稿往几个鞋盒里一装就直接送到印刷厂了”。三位思想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得到足够的细究,反而用章节划分把三位思想家切割得泾渭分明。在这一点上,肖勒姆之所得就是罗森茨威格之所失。而如果对作为两人连接点的本雅明有深入的掌握,不可能略过本雅明诸多对罗森茨威格的复刻。比如《救赎之星》中那句“合题是拱顶石”,会不会让熟悉本雅明的读者想起什么呢?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著述呈井喷之势,特别近年来左翼出版社所引导的阿甘本热潮,也波及到了大陆学界。阿甘本所谓本雅明与施密特的“隐秘对话”是80年众所周知的思想史公案,而他本人的特殊材料主要来自于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捕获的《拱廊街》残稿与87年雅各布·陶伯斯的海德堡讲座,后者拿着本雅明的亲笔信向刻意遮掩本雅明与施密特关系的阿多诺求证,让阿多诺尴尬不已。
    由于之前阿多诺曾在选集中略去了本雅明书中引用施密特的注脚,导致学运前的本雅明热居然就此忽略了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明显的交集。陶伯斯的起底毋庸置疑把本雅明的思想史形象从单向度的左翼先知中松绑。但如果因此为本雅明戴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桂冠,就那个政治神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而言,显然有过誉之嫌。目前学界对于材料考证功夫尚有不足,以至于热门材料屡屡形成风行草偃的效果。本书背后所附带的思想资源就是最重要的补充。在这一点上,德法两国的本雅明研究各自握有一半真理。
    作为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隐秘对话”的前身,罗森茨威格与施密特也曾就“活的法”展开过一次辩论。施密特的立场主要是他的教职论文《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Der Wert des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Einzelnen),而除了《救赎之星》外,罗森茨威格的观点主要见载于他在1917年的短文《上帝的声音?民主的良心问题》(Vox Dei? Die Gewissenfrage der Demokratie),全篇文章针对的就是施密特对先锋队的论述。本雅明不少类似政治思想资源都能在罗森茨威格处找到痕迹。
    除了战后的《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所谓施密特的答复未必是针对本雅明所发出的。且不说拱廊街的方法论对恩斯特·荣格借鉴颇多,霍耐特的《澄清过去》(Erschliessung der Vergangenheit)也提到本雅明与右翼生命哲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相比这些明显的文本关联,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文本证据要稀薄得多,例外状态是魏玛时代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完全不足以为证。毋宁说,两人的对话是阿甘本的哲学再发现。
    本书译笔无可指摘,除了零星的小瑕疵(如米歇尔-天使为米开朗基罗),译者不仅保障了文字的流畅,更秉持了汉语学界对本雅明的翻译习惯,显然出自对相关领域谙熟的资深人士。只要读者拥有足够的知识背景,不过度地倒向某一方面的材料,善于权衡材料之间的层次,本书仍是犹太思想研究不可错过的一部力作。
    斯台凡·摩西(1931-2007),法国、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当代哲学家。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讲授德国哲学与文学。1969年定居耶路撒冷,随后在希伯来大学担任德语系任教,并创立罗森茨维格研究中心即专攻德国-犹太文化和文学史研究中心。他将罗森茨维格的思想介绍到法国,此外,他也是本雅明、卡夫卡、策兰等德文作者的研究专家。主要代表性著作有《爱若斯和律法》《一个传奇的注解——关于卡夫卡的演讲》《回到犹太主义》(与 Victor Malka合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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