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纾一直作为一个翻译大家为人所知，但事实上，他还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作为接受过西方文学影响的林纾的作品，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笔者通过对林纾小说叙述中真实与虚构、主体与枝节之间的两重分裂的考察，探讨其历史书写及抒情特质两方面的特色，并展示其局限。
    关键词：林纾 创作小说 遗老 抒情
    一、翻译对创作的遮蔽
    林纾是近现代之交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现在讨论他时通常只注重他的翻译家身份，事实上，除了翻译之外，他也进行小说创作。但是从数量上说，他一生的翻译作品达到160多部[1] ，而他的创作小说仅10部（其中5部还是传统笔记小说体裁的短篇小说集）；从质量上说，他的翻译在清末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成为国内读者了解西方小说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窗口”，而其翻译的艺术价值，直到解放后的60年代依然受到钱锺书先生的称赏[2] ，与此相比他的创作小说则在当日就受到不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罕有学者提及。凡此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林纾的翻译对其创作的遮蔽。
    但在笔者看来，正因为林纾在翻译方面的巨大成就，更使得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的小说创作。考察他的翻译及创作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林纾的五部长篇创作小说都创作于1912至1917年之间，不考虑这几年中他所作的翻译，仅他在1912年及之前翻译并且出版的翻译小说，就达61种 [3]。翻译是一种文学接受的过程，尽管林纾不通外语，但如此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已然使其成爲了最早大量接受西方文学浸染的文学家之一。那么在经历了西方文学的洗礼之后，他的小说创作呈现何种面貌，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林纾的短篇小说尽管也体现了一些新的思想意识[4] ，但在总体上说，基本未脱传统笔记小说的总体面貌，故而本文将讨论范围框定在其长篇创作小说内。
    林纾的长篇小说共有五部，分别为《京华碧血录》（又名《剑腥录》）、《金陵秋》、《劫外昙花》、《冤海灵光》和《巾帼阳秋》（又名《新官场现形记》）[5] ，创作时间在20世纪10年代，从内容上看，《劫外昙花》写清初吴三桂叛乱故事，属于野史题材；《冤海灵光》篇幅较短，属于公案或者说侦探题材，这两部小说基本属于通俗小说的范围，尽管描写人物、叙述故事有一定特色，但总体上体现的是通俗小说的趣味。比较有特色的是另外三部小说，《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巾帼阳秋》分别叙写了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前后及袁世凯复辟前后的历史，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历史关节点，也使其这类创作在当时获得了“时事小说”的名号[6] 。
    不过，即便在“林译小说”光环尚未褪去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其创作小说的批评之声便已不绝于耳，如郑振铎说“他（林纾）自作的小说实不能追踪于他所译的大仲马，史各德，及狄更斯诸人之后”、“他的自作小说不能算是成功”，陈炳堃说“他（林纾）自作的小说却没有所译西洋名家小说的气氛” [7]，阅读这些评论令人不禁生出疑问，林纾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其受西方文学的沾溉不可谓不深，但他自己创作小说却为何没能取得如同翻译小说一样的成功？如果这些评论成立，那么林纾之于西方小说的“不像”，又意味着什麽呢？其间是否存有更深刻的文化因素或个人因素值得我们去考量？这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
    由于叙述当时历史的“时事小说”组成了林纾晚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本文的考察，也以《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巾帼阳秋》三个文本作为最重要的讨论对象，而间或涉及另外两个文本。
    二、“假为贯穿”与“旁逸侧出”——小说叙事的两重分裂
    让我们先从林纾小说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说起。
    在林纾的三部“时事小说”小说中，都存在一对才子佳人式的男女主人公，一二人的恋爱故事贯穿小说首尾，但是这两位主人公与小说所要叙述的宏大历史之间并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往往只是以体验者、观看者或者评论者的身份出现，小说所要叙述的历史似乎只是这对男女恋爱故事的“背景”或者“衬托”。按照林纾自己的说法，采取这样一种叙述策略的主要原因是“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如此离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为贯穿而下，则有目无纲，非稗官体也”（《京华碧血录》三十二章），在林纾看来，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是要能够“供史料”的，但仅有史料无法构成一部首位完整的故事，于是就需要虚构的主人公以达到“假之为贯穿”的目的（《京华碧血录》序）。但客观上看，这种叙述方式导致了一个巨大的弊病，就是整个小说文本似乎一分为二了，一方面是林纾自信其真实性可以“供史料”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则是完全虚构的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两者几乎没有交汇点。在林纾看来，主人公只是起到贯穿作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林纾只能够让两者隔岸相望而“不相往来”。但是作为一部小说，如果其整个文本分为界限分明的真实与虚构两个方面，那么其给人带来的艺术感受无疑会大打折扣了。
    不仅如此，林纾小说中还存在者大量与故事情节推进、人物性格塑造无甚关联的“闲笔”，这种“闲笔”与主体叙事中间同样构成一种“分裂”。其中最为显著一点是林纾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和他本人一样有着对古文的强烈嗜好，如《京华碧血录》第六章中古梅先生刘芬见到主人公仲光时，先是称赞他“道气盎然”，之后又出现了他的朋友李元素，三人共同的爱好都是古文，于是一起饮酒的话题也自然是古文，对话中对古文的一些欣赏评价，尽管可以反映出仲光及古梅先生的文化修养，但既无法推动情节、也不与人物性格直接发生联系，总体来看就是游离于主体叙事之外的“枝节”。又如《巾帼阳秋》第三章几乎用了全章的篇幅来写男主人公阿良与女主人公素素对于《史记》、《汉书》笔法的讨论，从前后文来看，除了能够说明两人的文化修养及兴趣爱好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叙事功能，同样构成了对于主体叙事的游离。此外，作为小说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重要线索的游历（林纾小说中普遍以外出旅游来写主人公的情感升温），在小说中尽管可算是重要的情节线索，但基本上与叙述的主线依然是脱节的，给人以突如其来，又突然而去之感。凡此都体现出林纾小说中的另一重“分裂”：即主体叙事与“旁逸侧出”的分支叙事之间的存在比较大的裂隙。
    上文通过讨论林纾小说文本中的这两重“分裂”，我们似乎可以说林纾缺少小说的整体性观念，在他那里，似乎小说就只是各种元素的搭配，一串真实的历史事件、一对虚构的男女、一个大团圆结局，这些要素拼凑起来，就是一部小说了。但是林纾翻译过如此大量的西方小说，他真的不了解整体观念对小说的重要性吗？答案是否定的。林纾翻译的小说中，不乏以结构紧密著称的作品，如他特别推重的狄更斯（迭更司）的作品，就曾令他赞赏不已：“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8] ，又如“独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弈之着子，闲闲一置，殆干旋万绕，一至旧着之地，则此着实先敌人，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惟其伏线之微，故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防后来之笔旋绕到此，无复叫应”[9] ，凡此都可以说明林纾对于小说叙事应该具有一个“整体性”的要求是有所认知的。那么，林纾明知优秀的小说应该是一个“锁骨观音”[10] 似的整体，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小说写成如此支离分裂的样貌，在笔者看来，其间应当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作更深入追索的东西。
    三、“野史”与“传世”——“遗老”的历史书写
    我们不妨先讨论林纾小说叙事上的第一重分裂。
    历史题材一向是传统小说的重要的内容，但传统的“讲史”体或者“演义”体，基本是一种对历史的通俗化叙事，爲了凸显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创造更生动的人物形象，其间必然有很多想象或者虚构的内容存在。而林纾的三部“时事小说”虽然看似也与传统的历史题材小说属于同一类型，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林纾在三部小说序言中强调的却是自己的“实录精神”，如《京华碧血录》中的历史叙事来源于王镜航的《庚辛之际月表》[11] ，《金陵秋》中的史料取材于林述庆将军的日记 ，《巾帼阳秋》则取资于其弟子阅读了大量报章之后给他的复述。林纾作为近代历史的亲历者，本来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经历体验来进行发挥和演义，但是他处理小说写作确实采取了比较严肃的精神，在历史材料方面力求言必有据，并且基本上根据的是第一手资料，这是传统“演义”体小说以历史的通俗化作为目的，有着很本质的不同。
    在笔者看来，林纾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叙述策略，实则与他的“遗老”（林纾并非寻常意义上的遗老，故而本处使用引号）身份密不可分。正如林志宏在《民国乃敌国也》一书第六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经历了辛亥的亡国之痛后，许多遗民都选择以撰述作为寄托，希望通过“立言”的方式藏诸名山。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集体情绪，使得民国成立后不久，《清史稿》、《碑传集三编》等大量寄托遗老集体追忆的书籍被撰述出版。这是一种“将黍离之悲转化为着述的关怀”[13] 的写作行为，遗老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来构筑集体记忆与自我认同。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林纾既与上述的清遗老们既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说相似，是因为林纾在民国成立后拜谒光绪陵墓共达十一次之多 ，而在其诗文中，也多次表达了对清王室的怀恋之情。但是林纾与当时普通的遗老也有很大不同点，至少可以从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之：当清史馆邀请林纾参与编修《清史稿》的时候，林纾却拒绝了他们；而郑孝胥说林纾晚年频频“谒陵”是在效颦顾炎武以求沽名钓誉的时候，林纾写了《答郑孝胥书》来为自己做辩护，在信中，他说“然不能不谒者，犬马恋恩之心不死也……谓我好名，听之；谓我作伪，听之；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15] 。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如果说其它遗老对清王朝的认同有很强烈的政治因素（当然也有感情因素），那么林纾则完全是出于感情因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谒陵时的感情其实与“犬马”恋恩人、“家奴”恋故主是一样的，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念念不忘。而这样一种感情，从更大的方面说，也是隶属于他一生信仰的传统纲常伦理道德的。
    同样是在《答郑孝胥书》中，林纾对于复辟的看法更能为我们理解其政治态度提供更多的参考。他说：“如刘廷琛、陈曾寿之假名复辟，图一身之富贵，事极少衄，即行辞职，逍遥江湖。此等人以国家为孤注，大事既去，无一伏节死义之臣”[16] ，在林纾看来，那些参与复辟的著名遗老们，很多都只是图一身的富贵，并无真的节义可言，所以林纾说“故弟到死未敢赞成复辟之举动”，凡此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与普通的清遗老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清史稿》修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袁世凯当政后企图笼络清遗民的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做法，大量清遗老在修纂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利益与好处[17] ，这无疑会导致性情孤高、对政治又极其审慎的林纾的排斥，或许这也是林纾不愿参与清史稿编修的原因之一。
    早在辛亥革命之际，林纾便已在一份信件中说“仆生平弗仕，不算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制老民足矣”[18] 。这样一种“表态”颇能反映林纾本人的态度，他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京华碧血录》中虽对立宪尚存希望，但依然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做了毫不留情的揭示。然而，由于他所信仰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所以他在情感上依然对清王室有着极重的怀恋之情。
    如上所述，林纾虽然一般被研究者认为是“遗老”，但与当时主张复辟的遗老们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作为“遗老”的顽固性，主要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及对清王室的追怀上，而不是体现在政治态度上。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说他是一位“文化遗老”。而他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遗老”的复杂性，也在他的小说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首先是冷眼旁观的政治态度。以三部“时事小说”而论，虽然创作时间最多间隔不过五六年，但是林纾的政治态度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京华碧血录》中，他总体是主张立宪的，而到《金陵秋》中，其态度虽仍较为保守，但也已经不反对革命，至于《巾帼阳秋》中，又对袁世凯的“复辟”表以深恶痛绝。在《巾帼阳秋》第十四章中，林纾借主人公之口说：“今日知共和之可以自由，即不能更革共和为君宪。何者？共和之佳处，民不知也；自由之便处，民尤不知也。但共和之论一宣，则人人成知有大总统之望；而强力者尤以自由为凌弱之机械，专恃有力者之自由，遂不计无力者之不便。实则法律不备，天下良善者，何一能臻于自由？矧政府外共和而内专制，杀人如麻，痛剥天下之肤，供其一掷，何一肖于共和？顾共和二字，既深入脑际，一旦名更君宪，必愕眙奔告，以为夺其自由，此适兆乱耳”。可见数年之间，林纾对立宪的主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走回头路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林纾转而赞成革命，事实上，在《巾帼阳秋》末尾处，他对国民党人丑态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写，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这大概是因为林纾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另类”的“遗老”，他对当时的各种势力，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疏离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获得了“冷眼旁观”的政治态度，也使得他的小说更具批判性。
    其次是保守的文化观念与道德立场。《巾帼阳秋》第十章写到议员砍伐泰山之松、孔林之柏，卖钱为用，林纾藉由书中人物之口给予了这些议员极大的谴责，并说元代伯颜及清代专制皇帝尚知道尊重孔庙，“今反其所为，至悍然伐其陵树而不顾，其心岂专仇清，亦冒利耳。妹氏！尔试听之：不过数年，党人茍得志者，将屏孔子而不祀。吾盖于议员之蔑天，知后来之必毁圣也”。反观五四时期以及之后激烈的反传统运动，我们不能不说林纾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
    在爱情观方面，林纾尽管曾在翻译小说过程中受到过西方爱情观念的影响，但他在创作小说中提倡的，依然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林纾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英伟不凡、女主人公容貌昳丽，两人虽互相爱慕但并不坦然表白，直到女主人公的家长表示已将男主人公当做快婿，二人的情感才愿公然表露。《巾帼阳秋》第十二章写到男女主人公同游名山，林纾插入这样一段：“读吾书者，当知在天下第一名山中，携天下第一美人，处万寂之中，各秉礼防，又各怀爱恋之情，醰醰之味，真不可思议矣”，这种既写恋爱同时又强调“各秉礼防”的微妙态度，体现了林纾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人，既受西方恋爱自由观念影响，同时又不愿放弃对传统价值的坚守。
    再看信仰方面，《冤海灵光》是一部公案小说，其中有颇为缜密的逻辑分析，很明显是受到西方侦探小说影响，但是作为案件突破口的并不是某个重要证物或证物被发现，而是县令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受到启发，从而找到凶犯。这里显然体现了林纾作为传统文人对鬼神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又是隐晦的，所以这个情节是以以一个梦的方式呈现的。又如《巾帼阳秋》十七章中，素素为求母亲痊愈，“割臂奉母”，表达孝道。在林纾的那个时代，只怕连林纾本人也未必相信这种“割臂”会有什麽疗效，但是作为一种体现孝道的行为，他依然是提倡并且作为美德来描写的。
    凡此都显示了林纾保守的文化观念与道德立场。
    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林纾小说中的“存史”意识。儒家有所谓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对传统读书人来说，“立言”无疑能令他们名存后世的最佳途径，林纾也不例外。但是林纾与那些撰述真正的历史著作的清遗老们尚有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藉由小说这种体裁来“存史”。上文述及林纾不愿参与清史馆编修一事，他在《劫外昙花》序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迹：“时清史馆方征予为名誉编修，余笑曰：‘畏庐野史耳，不能参正史之局，敬谢却之。’”林纾将自己的著作定位为“野史”，并将这样一件拒绝参与“正史”撰述的经历写入自己小说的序言，显然反映出他对自己小说的历史价值的某种独特的信心。
    在《金陵秋》的《缘起》中，林纾道出此书的写作缘由：金陵的林述庆将军曾虚心向他学习古文，后林纾听闻林将军“以暴疾卒”，其家人把将军的军中日记四卷交予林纾，林纾觉得“读之文字甚简朴……此书恐不足以传后”，故而决定“老朽当即日记中所有者，编为小说，或足行诸海内”。这段文字极为重要，不仅体现了林纾借小说以“存史”的观念，而且反映了他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信任，这与传统士大夫对小说的轻视，是截然不同的。 林纾时事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他在小说中对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直接影射。虽然他在《巾帼阳秋》序言中表示将书中的省会及姓名“皆隐焉”，但实际上他所用的是比较简单的谐音法，读者很容易就看出这些人物现实中究竟指的是谁，如袁世凯——恨程、同盟会——洞眠会、孙中山——桑钟山、宋教仁——孙樵夫（宋教仁字渔父），这种直言不讳的人物指向，更凸显了林纾小说中史事的真实性，而这也是林纾相信自己的小说可以“传世”的原因。
    综上，林纾作为一位特殊的“遗老”，面对纷乱的时局，他对政治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批判精神，这使得不论是革命党还是力求复辟的立宪派，都无法获得林纾的认同。但是他也像别的遗老一样渴望通过历史书写来达到某种自我认同，而他之前翻译经历，客观上让他对小说这种文体有了一种充分的信任，所以他要将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全部看法写到“时事小说”中去，于是他便将这种“撰述”的冲动转化为了对创作小说的冲动。正因为林纾这种强烈的“存史”观念，主人公在他那里只是贯穿历史的线索以及表达他个人看法的“传声筒”，自然不需要与历史本身有太过紧密的联系，何况虚构的主人公如果与历史本身形成过于紧密的联系，这本身就是对于“真实”的历史的一种破坏。
    四、“自写风怀”——“溢出”的抒情
    现在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林纾作品中的第二重分裂。
    如果说林纾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可以视为他作为传统文人对当时历史的责任感与记录意识的话，那么其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闲笔”，则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另一大特质——抒情的倾向。
    关于所谓的“抒情传统”，虽然至今仍有不小的争议（龚鹏程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以西律中”[19] ），但即便抒情传统不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特质，但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够说明中国文学的某种倾向于抒情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林纾小说中也有体现。
    在最早提出“抒情传统”的陈世骧先生看来，抒情是一种“情感的流露”、“私下或公众场合中的自我倾吐”[20] 。但是陈世骧先生所说的抒情传统，其实专指抒情诗，虽然他在论述中也说到小说中的抒情传统，但主要是因为明清小说中大量使用的诗词。
    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根据“抒情”的定义再进行范围的扩大，抒情的方式未必只是诗词的书写，“抒情”也可以通过小说文本本身来达成。正如高友工先生所说：“这也许被认作一个文学史中的一部份现象。但我以为这个传统所蕴含的抒情精神却是无往不入、浸润深远的”[21] 。
    那么林纾是如何在小说创作中“抒情”的呢？在笔者看来，主要的途径与方式有三种：
    一为文人化审美情趣的注入。如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提到过的几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古文”的讨论以及对绘画的描写，其中对古文的讨论在《巾帼阳秋》中所占的篇幅尤为突出，占到了整整一个章节，已然完全脱离于主体叙事之外。又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三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其实都大同小异，以《京华碧血录》为例，周作人曾经这样评论：“书中写邴生刘女的因缘，不脱才子佳人的旧套。梅儿是一个三从四德的木偶人，倒也算了，邴仲光文武全才，亦儒亦侠，乃是文素臣铁公子一流人物，看了更觉得有点难过。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来攻击这书的缺点，因为林先生的著作本是旧派，这些缺点可以说是当然的……”[22] ，这种对“才子佳人”恋爱模式的强烈偏好，也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
    二为自我形象的投射。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林纾的三部“时事小说”中不断跳出林纾个人的形象，例如主人公多擅长武术，林纾本人也是“武林高手”；主人公热爱古文，这也是林纾借以成名的爱好。除了这些比较宽泛的例证外，比较具体的如：《京华碧血录》中仲光早年读书经历，买残书、校书，都与林纾自述的早岁读书经历如出一辙[23] 。又如《金陵秋》中仲英父亲苍石翁一段议论：“吾衰矣！虽未沾禄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语，吾万不出诸口吻。实则亲藩大臣，人人自种此亡国之孽。儿子各有志向，宁老人所能力挽！汝善为之，并告党人，幸勿仇视少帝。老人终身为清室遗民，党人或悯吾衰，不疑为宗社之党。汝今尽行，须知革命者，救世之军，非闯、献可比也。”这也与林纾个人的政治态度如出一辙。再如《巾帼阳秋》中写到“袁恨程”之子因为主人公阿良擅长古文而想邀他做门客，也与袁世凯曾邀林纾入幕一事吻合。
    三为借小说而寄托对友人的哀思。林纾的“时事小说”的创作目的，固然有其为了记录史实的一面，但这三部作品中，至少有两部是与林纾个人情感有关。林纾早在1906年出版的《红礁画浆录》的《译余剩语》中说“余伤寿伯茀光禄之殉难于庚子，将编为《哀王孙》传奇”[24] ，可见其时林纾就已准备把对亡友的悼念之情藉由文学作品来抒发。但是《哀王孙》传奇后来并未写成，写成的却是小说《京华碧血录》，林纾在序言中说此书的主旨就是“意在表彰修伯苻之忠”（伯苻即伯茀），而从小说文本来看，尽管伯苻兄弟的经历并未占到很大篇幅，但林纾对他们一家忠勇殉国之举的描写，是十分悲壮的。另外如前文已述，《金陵秋》一书也寄托了林纾对林述庆将军的哀思。
    当然，上述三个方面只是笔者的粗略归纳，它们之间也不是全然割裂的，如第二点“自我形象的投射”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解释另外两点的一些内容。
    林纾小说中的这些个人经验及情绪的不断的重现，就造成了它们与西方小说的“不像”。在西方有着一个严谨的叙事传统，亚里士多德曾说：“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模仿，它所模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组织，任何部份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份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份”[25] 。林纾尽管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但他所能领悟的始终只是最表面的一些小说构成因素，没能将对西方小说叙事的严谨性渗透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而且恰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相反，林纾在小说中不断注入自己的情感与经历，而罔顾这些东西是否能够成为小说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正如高友工先生所言：“抒情基本上是内观，为什么创作？因为创作者觉得他个人的内心的某一部份感受给予他个人至少相当的内在的快感。这种经验是值得重新再经验的，也许还值得让若干知己分享”[26] 。按照高先生的说法，我想不妨将林纾小说中的这第二重分裂，视为一种小说的抒情特质。抒情是个人化的一种感情表露方式，而“遗老”概念虽难以明确界定，但毫无疑问也处于疏离于时代主流的“边缘人”地位，“抒情”之于“遗老”，恰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的方式。
    如果说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反映了林纾对现实历史的关怀，是一种“言志”的表达，那么其小说中的抒情特质，则体现了这位特殊的遗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一种个人化的“抒情”倾向。
    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考察，笔者认为，林纾的长篇“时事小说”作为一种“遗老”的历史书写，在文化观念、道德立场等方面都是传统的，他虽然受到了西方小说的一些影响，但对西方文化观念中最为核心的自由、平等、法制观念、契约精神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虽然他在小说中也会批判现实，但是却无法达到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平。另外，由于他的小说具有非常强烈的“抒情”倾向，所以在叙事上难免显得枝节横生，这些都限制了他的小说所能达到的成就。当然，毕竟林纾是一位过渡时期的文人，我们与其以西方的标准来苛求他的小说，不如更多地采取同情的视角来理解他的创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民国初年，当大量遗民以历史撰述与诗文写作进行“抒情”的时候，林纾却选择了小说创作的方式，而且他自信只有通过小说才能够流传后世，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小说”这种文体在林纾心中的地位，这或许是林纾从他的翻译经历中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2013年11月稿
    作者简介：吴羱奇，1991年4月生于上海崇明，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关注晚清旧体文学及近现代文学演变相关话题。
    参考文献：
    林纾《京华碧血录》
    林纾《金陵秋》
    林纾《劫外昙花》
    林纾《巾帼阳秋》，以上见于《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林纾《冤海灵光》，见于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
    许桂亭选编《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中华书局2013年6月版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锺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政大中文学报》第十期，2008年12月
    注释：
    [1] 160多部仅指其出版的小说（不含评论等），若再算上未刊的翻译小说，则总数达180余部。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附录二《林纾翻译目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2]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于《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3] 笔者根据《林纾评传》附录二《林纾翻译目录》统计所得。
    [4] 可以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八章第四节。
    [5] 本文所使用的这五部小说的文本来源分别为：《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劫外昙花》、《巾帼阳秋》，见于《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冤海灵光》见于《林纾选集•小说卷》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避繁琐，本文凡引此五书正文者，仅注书名及所在章节，不再一一出注。
    [6] 陈炳堃《林纾的小说》，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151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7] 郑振铎及陈炳堃的引文分别见于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135、154页。
    [8] 《<块肉余生述>前编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 《冰雪因缘》序，许桂亭选编《林纾文选》7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0] 以“锁骨观音”喻小说的整体性，见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26页。
    [11] 《京华碧血录》序。
    [12] 《金陵秋》缘起。
    [13]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120页，中华书局2013年6月版。
    [14] 《林纾评传》160页。
    [15] 《林纾研究资料》87页。
    [16] 《林纾研究资料》88页。
    [17] 参见《民国乃敌国也》123页。
    [18] 《寄吴敬宸（一）》，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31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
    [19] 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政大中文学报》第十期，2008年12月。
    [20] 陈世骧《陈世骧文存》第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1] 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9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22] 锺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三卷4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 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一章。
    [24]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67页。
    [25] 亚里士多德《诗学》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6]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