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过李延青的散文随笔集《鲤鱼川随记》，觉得李延青有非常发达的艺术触觉，那些平常人司空见惯的景物、人物和风物，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风生水起，冀西的人与事就这样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那也是一本书写故乡之书。当城市的生活经验照亮了他的家乡的时候，他重新发现了故乡的魅力——那是一种原生态的、古典的、田园的当然也是诗意的魅力。因此，这本散文随笔集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多年以后，李延青又出版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人事》。小说延续了延青对本土生活的关注和热忱，不同的是，他小说的北方乡土气息，使其具有了更多“乐感”文化的气质。
     《饮食男女》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李修德是寡妇银子的大伯子，他是地下党。银子难耐寂寞，她试图勾引李修德未遂。“皇协军”们包围了李修德的家，李修德被绑走了。结果是银子用五升谷子指使“傻四”出卖了李修德。这似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却是一个符合人性的故事。李修德做事是为了千家万户，但银子不这样想。在她看来，你“羞辱”了我就要付出代价，就要遭到报复。人性之恶，在《饮食男女》中被揭示得十分深刻。《钟声》中的金权是一个本分老实的普通农民，但土地承包之后，他突然失魂落魄不知所以，最后只因山药芽的价格失去了购买机会上吊自杀了。金权的精神世界是集体化时代确立的，当那个时代过去之后，对金权而言却没有成为过去。通过一个具体细节，李延青的小说有了历史感。这个发现我还不曾在其他小说中读过。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熟悉，这样的人物是无从发现的。这两篇小说都与或远或近的历史有关，历史并不是消失的过去，它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挥发着作用。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和人物的描摹，是李延青小说又一特点。《旧事重提》中的“小白鞋”应该是《饮食男女》中银子的续篇。“小白鞋”因风流被村里的闲汉们追逐，女儿豌豆小的时候，闲汉们逗弄她让喊爹，说喊了爹就给她吃。豌豆却劈手夺过后跑远了说“我是你娘”。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机，一个细节就道出了豌豆成长的环境和她的应对能力。不幸的是，这个爱占小便宜的女孩付出了代价。为了一块香胰子，她被侵占、怀孕，草草地嫁给了一贫如洗肮脏邋遢的“眯缝”。《胶皮大车》中“小北瓜”，几乎就是民间的传奇人物，一个女孩子竟让爹娘给养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的主儿。可是，当绑匪突然来到面前时，她的镇定、主见，也着实让人见识了什么是“人物”。她不慌不乱，从容应对，破财却免了灾。对人物复杂性的理解和塑造，是李延青对文学理解的一个表征。现实中人的多面性，是文学人物复杂性的基础。也只有认识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文学人物才有可能立得住。小北瓜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语便和盘托出。这也是延青写人物的过人之处。
     现在的小说不大注意场景，都急吼吼地讲述故事。这使小说没了闲笔，就像水墨画失了留白。《外面》是写主人公王文校的经历与见闻的小说。但它的场景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七月，鲤鱼川正是打核桃时节。生产队把劳力分成两三伙，一个会上树的青壮年攀到树上，手持一丈多长的酸枣木杆子，打落挂在枝头的青皮核桃。等把树上的核桃打净，男女社员就聚拢到树下，将散落满地的核桃一枚枚捡进挑筐，挑回堆放在生产队的羊圈。这时节羊群正在远山上避暑，羊圈空着，而发热的羊粪能促使核桃脱去那层青皮。打核桃是种欢快的劳动，树上的年轻人时常趁机发坏，故意把核桃打得飞到某个嫂子辈的妇女头上；有时却失了准头，核桃落在了哪个长辈头上，于是人群爆发一阵轰然大笑和高声笑骂。生活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欢乐。
     这是一段场景描写。但是我注意到，这是一篇讲述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生活。生活本身的魅力并没有因为观念的变化而褪色。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集体劳动的场景依然动人，依然有今天不能比较的内容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任何时代，农民对生活的理解和方式，都有传统如河流般的规约。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经验”。李延青的《车祸》《匠人》《发小们》等小说，也大抵如此。这些小说有人物、有场景、趣味无穷，究其原委，就在于李延青的小说来自他的生活，来自他的文化记忆和童年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活是文学创作不可替代的源泉。
     李延青是一位老编辑，后来成了文学的组织者。这些经历对延青非常重要，他虽然不是专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但他从来没有离开文学。在没有专业作家压力的情况下，他可以随心所欲，从容不迫地写他有感受、有发现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事》就是一部和《鲤鱼川随记》一样有价值的作品集。
     （《人事》李延青/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