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是新锐小说家，长于南京，居于香港。《北鸢》是他历经七年写就的长篇小说，以家族史为蓝本，书写了二十余年间民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际遇。作为后人，创作家族故事固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写作障碍也显而易见。因为对于有艺术抱负的写作者而言，作者必须不囿于“真实”，不拘泥于家族立场及后人身份，这是决定小说成败的重要因素。
    庆幸的是，《北鸢》跨越了这些障碍，写得细密扎实，有静水深流之美。它没有变成对家族往事的追悼和缅怀，成功地挣脱了家庭出身的限制，以疏离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上的人事。《北鸢》的意义不在于真切再现了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而在于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而引领读者重新打量那生长在传统内部、被我们慢慢遗忘的精神能量。
    “角力”时代 使个人成为个人
    《北鸢》有一种能使读者心甘情愿进入的气质。这多半源于作品对一种物质真实的追求。许多资料都提到葛亮为创作这部小说所做的100万字资料储备。而小说对民国风物的信手拈来也的确印证了葛亮对民国日常生活的熟悉程度。
    试图从地理风物上提供切近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写作中最为基础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对历史的领悟力。我们通常所见的民国题材作品多属于聚焦式写作，作家多聚焦于重点人物、重要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时刻，进而勾描出民国人的生活图景。但《北鸢》显然别有抱负，小说没有满足读者对民国历史的某种阅读期待，事实上，它着意躲避了那种通过家族兴衰讲述民国历史的路径。
    《北鸢》不追求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而是试图使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成为个人。他驻足于文笙生命中所遇到的“个人”。对“个人”的细笔勾描最终使小说呈现的是民国众生相：昭德、小湘琴、凌佐、毛克俞、吴思阅，每个人物的眉眼音容都是清晰生动的，人物遭遇也并没有八卦小报中所表现的那么有戏剧感。名伶言秋凰是为了女儿而刺杀日本军官的；从军的文笙是被老管家灌醉背回来的，而不是自愿回到家族生活中……那都是具体环境中人的选择，并不那么果断，也没有那么传奇。《北鸢》强调个人处境，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选择的“不得不”。
    两位青年站在江边看渔火点点，船已破旧，那似乎是停留在古诗词里的场景，但“民国、民权、民生”的大字却分明提醒人们，时代已远，民国已至；课堂上，年轻的文笙作画，为自己的风筝图起名“命悬一线”，那是华北受到入侵之际，也是万千青年的痛苦所在；但风筝图被老师毛克俞命名为“一线生机”后，同一图景因不同表述便多了柳暗花明之意，那也正是战争年代人们的心境写照。历史事件就这样影响着个人命运。事件并非覆盖在生活之上，它是点滴渗透，每个人都在内在里与时代进行“角力”。
    不给予人物和事件“后见之明”的设计，不试图使故事更符合今天的历史观和审美趣味，《北鸢》是站在时间内部去理解彼时彼地人们之于家国的情感，理解他们的犹疑不安、意气风发或者反反复复。正因为这样的理解，这部小说散发出奇异的实在感——这种实在感使那些人物似乎远在民国影像之中，又仿佛切近在可以触摸的眼前。
    不息“民心” 回到“文化中国”立场
    《北鸢》中的人物多数都温和谦逊，有情有义。许多读者提到作品对乱离时代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眷顾，那是时间长河中的“人之常情”。但更让人难以忘记的恐怕是作品对民国人精神生活的勾勒。
    《浮生六记》深得家睦夫妇喜爱；明焕痴迷于戏曲艺术；因为对英语诗句的念念不忘，文笙在关键时刻被拯救；绘画是民间画家吴清舫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他独善其身，最终培养出了画家李可染；毛克俞是从硬骨头叔叔那里重新理解了绘画艺术；而天津耀先中学的课堂上，抵御日本人的洗脑教育已成为师生们的“不谋而合”……在《北鸢》中，那些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不是民国人的生活点缀，而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是他们的精神能量。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生活中，小说中的一处情节更凸显意味。孟昭如是寡母，她独自抚养儿子长大。面对家道日益败落，她教育儿子文笙：“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得好看。活着，怎样活，都要活得好看。”活得好看，意味着尊严和体面，这是这位民间妇人最高的信仰。中国人精神中最有硬度的部分，在这位民间妇人身上闪着光。那是“信”，也是对一种尊严生活的确认；那是谦卑温和外表之下的硬气，也是独属于民国人的风骨。
    《北鸢》写出了先辈生活的尊严感，这是藏匿在历史深层的文化中的另一种精神气质，这是属于《北鸢》内部独特而强大的精神领地。它写出了民国人的信仰与教养，而重新认识这样的信仰和教养在今天尤为珍贵。一如陈思和在长篇序言中所评述的，《北鸢》是一部“回到文化中国立场”写作的小说，它重新审视维系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
    特别应该提到，《北鸢》是站在妇孺角度的叙述，而非成年男性。这是民间的角度，这也注定《北鸢》的力量是细微柔韧的。这种力量感让人想到“北鸢”书名的象征性，它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而曹霑写作《南鹞北鸢考工志》，正包含了一位作家渴望将散佚在民间的“珍藏”收集、传承下去的努力。
    异质力量 面向先驱的写作
    《北鸢》有难度，难度在于小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从写作最初，葛亮似乎就在致力于绕过那种铿锵有力的共和国语言系统而与民国语言传统相接的工作。
    他的行文远离了翻译腔，也远离了那种繁复辗转的复合句式。句子长短间杂，有错落感。某种意义上《北鸢》是从古诗词和水墨画中诞生出来的作品，它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静穆、冲淡之美。作家放弃使用了对话中的引号，通篇都是间接引语；每章中的小标题也都是两个字，“立秋”、“家变”、“青衣”、“盛世”、“流火”、“江河”等等，这些显然都出自小说美学的整体考量。
    《北鸢》让人想到《繁花》，葛亮的工作让人想到金宇澄在汉语书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繁花》召唤的是南方语系的调性与魅性，那么《北鸢》所召唤的则是被我们时代丢弃和遗忘的另一种语言之魅，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迷人的内敛、清淡、留白、意味深长之美。
    在我们的语言长河里，有慷慨激昂、阔大豪放、一往无前；也有遗世独立、温柔敦厚、平和冲淡。王德威先生评价《北鸢》是“既现代又古典”，是“以淡笔写深情”，颇为精准。而尤其难得的是，《北鸢》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美学上的统一，作家对人物和历史的理解与他对温和、典雅、俊逸的美学追求相得益彰。它试图重新构建的是我们的精神气质，那其中既有精神风骨，也包括我们文化传统中的雅正与端庄。
    在不同的创作谈中，葛亮都提到他对《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阅微草堂笔记》的喜爱，对有节制的叙事及笔记小说的偏好。事实上，《北鸢》对人物命运和场景的刻画也承袭了这样的叙事特征。小说通篇追求用经济的笔墨勾描人物和事件的神韵，而避免铺排渲染。——有写作经验的人深知，这是写作长篇的难度，它需要作家的写作能力，更需要作家的耐烦与静心，尤其是在这样长达30万字篇幅的作品中。当然，恐怕也正是这种“自讨苦吃”，最终成就了《北鸢》的文学品相。
    布罗茨基在《致贺拉斯书》中说，“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我以为，葛亮试图从传统中汲取写作资源的努力，正是一种面对先驱写作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稀有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构成了异质力量。
    转自“文学当代”微信公众号（wenxuedangdai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