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内涵丰富的主题。在数千年的乡村经验背景之上,高歌猛进的中国现代化烙印着乡愁的底色。青年作家叶炜的新书《福地》是一部充满氤氲之气的“混沌”之书,作者着力从一个村庄建造中国乡村的镜像,写出了“中国人的乡愁,乡土中的中国”。
    作者把浓浓的乡愁凝聚在中国鲁南的“麻庄”。建构自己的文学之地,现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共识。莫言有高密东北乡,阎连科有耙耧村,梁鸿有梁庄。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村镇,是作家洞察社会的入口,也标志着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作家想象性地将自己放置在熟悉的乡村风景之中,回忆、品味、酝酿,并从中滋生出独特的笔法和韵味,建构起独特的文体。叶炜建构的是“麻庄”。单从“麻庄”的命名,便能透露出作品的丰富性:万事纷乱如麻,人心纷乱如麻。当然,这种丰富性不是摆放在那里任由作者来撷取,而是需要作者探测挖掘。这种丰富性既属于麻庄,属于鲁南,也属于整个乡土中国。中国当代的地域性写作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足够长的时间跨度,通常会叙述中国百年发展的历史,于是也便有了一个长寿者人物系列群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活到了85岁,《福地》里的老万则活到了九十多岁。与此相关,涉及丰富甚而有些庞大的家庭体系。莫言的《丰乳肥臀》中那位伟大的母亲生养了九个孩子,《福地》里面写了福、禄、寿、喜四个孩子。作者在叙述中贯注着足够的耐心,抽丝剥茧,坚决地探测乡村的复杂性。这种丰富性有政治权利的纠结,也缠绕着文化权利的藤蔓。
    同是写乡村，不同作家笔触间流露出的乡村味道却有种种不同。阎连科操持的是批判笔法,具有启蒙性,在耙耧村中发生的故事都是荒诞的,用荒诞来质疑那个时代。莫言则是力图“作为底层人”进行写作,为底层代言。《福地》显然也不是乡村牧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乡村写牧歌既不合时宜,也不可行。这部小说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挽歌的意味——那些珍贵的、令我们流连的东西正在不断地失去,这种失去又是无可奈何的。
    若隐若现的神秘性,是《福地》的一个特征。老树和青皮道士是两个鲜明的符号。老树印证着乡村历史:老村必然有老树,有老树才会成为老村。深扎土地的老树,作为一个静观者来看历史的变化,偶然与必然,抗争与宿命,都在其中了。老树无言,但皆在其枝枝叶叶之中,一枝一叶皆历史。青皮道士更多是一个预言者的形象,出言金贵,一语成谶。这种神秘的力量推进了独特的历史观的形成。小说开篇写四个兄妹的诞生,最后一章则是写万禄做了一个梦,四个人又回到娘胎中,构成了历史的轮回。麻庄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怎么样去处理它,考验着作家的智慧和能力。《红楼梦》的开篇把前史拉得非常长,放到鸿蒙初开,体现了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在《福地》的最后章节,老万的血脉都没了,留下了一个王和,后来王和也死了；此时万禄从台湾带回一个孩子,名叫万秋,寓有千秋万代之意。在现代的视角之下,这种处理极有意味,反讽、悖论都在里面了。
    《福地》是一部颇有经典品相的作品,这是小说的长处——作者很专业地汲取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营养,同时也隐藏着危险——作者没给自己足够的腾挪跳跃的空间,跳出不易,出新殊难。《福地》具有启发性意义,引人思考。比如说深入生活、贴近生活。这部小说有乡土志类的历史在里面,能读出作者对这个地域、对乡土中国的熟悉,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气象、事件、细节都已经浸泡在作者的身体里了,从作者的精神“流溢”出来的是韵味独特的文字。这就脱离了简单的“体验生活”与“深入生活”。
    评论家顾随曾言，大作家应身体如钢铁、神经如琴弦,如他所喜欢的辛弃疾。运用如琴弦一样敏感的神经,写出变化中的乡土中国的丰富性,并能贯注进强健的精神,这是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