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忆沩一直都被视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这主要得益于他以独特的哲学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这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在其小说中所展现的存在主义哲学气息令人心醉神迷。然而最近，他的两部新作《文学的祖国》和《与马可·波罗同行》，却在小说之外让人见识到他别样的写作野心与文学抱负。这些阅读笔记以诗意的笔触呈现出文学大师们意味盎然的人生与小说世界，也注定带给我们以及这个时代长久的文学启示。
    关于文学经典的阅读，薛忆沩曾言，“阅读经典不是为写作做准备。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就总是鼓励学生去读那些‘最没有用’的书。经典应该就属于‘最没有用’的书。它们是纯粹为了阅读而存在的。对我来说，阅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也是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甚至可能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怪癖。”这种无功利的阅读使之更多从人生感悟的角度来理解大师们的人生经历。在《文学的祖国》中，这位阅读量惊人且骄傲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通过阅读找到文学的祖国的作家，便是以这样的态度面对文学大师的。
    对于作家作品评论或阅读笔记，我们其实并不陌生，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残雪的《灵魂的城堡》，以及格非的《塞壬的歌声》等经典著作便皆属此类。用汪晖的话说, 他们的写作就是“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过程”。在“追随”的过程中, 先锋作家表达了对于“写作”的敬意：他们试图以职业小说家的态度, 通过对于“叙述”与“艺术”等问题的关注，“让写作事业的神秘意义渐次敞开，最终令写作上升到和命运相关的境地，从而在写作过程中实践对人物乃至自身的叙事关怀。”但问题也由此而来，先锋作家好为人师，酷爱在读书笔记中讨论大师的叙事手法，故而总是会在技巧的层面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做合法性的证明。在阅读这一类的读书笔记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这些文字与作者本人的创作相联系，并获得一一对应的关系，从而窥破作者的创作密码。甚至有时候，一些字句，一幕场景，一处情节，都可以找到它隐秘的来源。
    不过，《文学的祖国》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具体的文学作品，尽管薛忆沩不止一次地谈到《百年孤独》的开头，那个“惊心动魄的入口”的重要意义，但写作的教益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相反，他谈论更多的是创作经典作品的作家们，甚至他的阅读焦点就是作家的传记本身。以此为基础，他就像创作小说一样叙述文学大师们跌宕起伏的人生。说到底，他就是在追踪大师们的生存经历，这使得整本书有点类似于名人掌故的汇编。这种叙述的目的显然是要以之作为“跳板”，获取更多博大的人生、思想，以及语言的启示。因为在作者看来，文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才是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作品。比如，《爱情与肥皂》就以小说的笔法讲述了屠格涅夫与磨坊工人妻子的浪漫故事；而在《只有上帝能够写得出的戏剧》《“大地”的回报》《其父与其女》等篇什中，作者叙述的故事无疑都包含着人物经历内在的戏剧性。阿瑟·米勒与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的故事；围绕赛珍珠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展开的几个小故事；以及林语堂对萧伯纳的描述中体现的对生活的热爱和嘲讽，这些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此之中，最令人诧异的当属写出“爱国主义”杰作《最后一课》的法国作家都德，在他最后的“作品”《疼痛》（或如巴恩斯所翻译的《在疼痛的疆域里》）中所袒露的，竟然是与晚期梅毒带来的剧烈疼痛所做的殊死斗争，其间颤抖的记叙无疑令人惊心动魄。
    在对文学大师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薛忆沩也很自然地将本人的生存经历与写作经验呈现了出来。确切地说，他的书写往往是从与对象的精神相似性出发，通过写作向大师致敬，进而透露出灵魂的惺惺相惜。理解他笔下的大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理解薛忆沩及其作品的极佳通道。比如，《文学的祖国》讲述的便是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焦虑之书》与作者的长篇小说《遗弃》的关系，其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于两位作者性格、思想，以及人生经历上的相似。他们都“生活在灵魂的‘城堡’里，这‘城堡’的遗迹被语言保存下来。当我们以阅读的名义闯入这神秘的世界，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镜子，我们会从这无数的镜子里看到无数的自己。”而《语言、蝴蝶和彩色的螺旋》提到：“为了养家糊口，纳博科夫必须用极度的耐心来压制‘燃烧的野心’。”这种隐微的细节也是薛忆沩本人现实经历的真切体现。由此亦可讨论，究竟是写人物还是写自己？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也是薛忆沩小说的某种隐秘原则。就像他借用佩索阿的话所自我言说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
    《写作者的分身术》通过写作者的分身术讨论文学创作中虚构的重要意义。文章主要从父子关系角度理解《哈姆雷特》与《尤利西斯》，显然也是因为父子关系是薛忆沩作品的重要焦点。在讲到莎士比亚、乔伊斯这些大师的“分身术”时，他还现身说法，认定“分身术”在自己小说中的重要意义，并举《白求恩的孩子》《一个影子的告别》等略做说明。而在《声东击西的幽灵》中，茨威格对于司汤达的“无情揭发”，所引出的则是小说中“用谎言与真理捉迷藏”的重要话题。
    在《文学的祖国》中，我们从薛忆沩笔下的大师人生经历中获得诸多情感共鸣，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学与祖国”的关系。这里相当多的篇幅其实处理的是语言这个更大的祖国，与个人身处的具体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流亡作家纳博科夫通过语言的“变节”与“再生”而成为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而“为了取悦一个影子”的布罗茨基也同样通过“求助于母语之外的语言”，获得自己牢不可破的文学位置。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更不用说，他们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密切联系，早已是前苏联文学史的两桩公案。在《“一个时代的灵魂”》中，薛忆沩揭示了黑塞对“爱国主义”的反感与蔑视，他不安的灵魂与祖国的紧张关系，为此他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深陷险恶的漩涡；除此还有海明威，这位“普通的古巴人”与美国的疏离，以及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复杂关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阅读《文学的祖国》，我们实际已经进入了语言的国度，“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最辽阔的祖国，也是最富饶的祖国。”
    与《文学的祖国》不同，薛忆沩的另一本书《与马可·波罗同行》则专注于卡尔维诺的名著《看不见的城市》。在《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讲述了五十五座充满魅力的奇异城市，这些语言编织的世界也成就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卡尔维诺那迷宫般的智慧，以及无穷的隐喻，都吸引着人们阐释的欲望与乐趣。而《与马克·波罗同行》正是薛忆沩对《看不见的城市》的延伸解释。这部“在平庸时代不甘平庸的奇书”有着“淬火般的力量”，“它能够激活和点亮读者内心沉睡的自我。当你完成这次奇异之旅，从书中抬起头时，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那是一个更纯净、更富有力量的你自己。”
    在被莫言小说的意大利文译者李莎问到为何要写一本《与马可·波罗同行》时，薛忆沩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因为许多中国读者看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然而令薛忆沩没有想到的是，李莎的回答是，“我们意大利人也看不懂。”因而尽管《与马可·波罗同行》的最初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看懂《看不见的城市》，但从理解卡尔维诺那部后现代文学经典的层面来看，它甚至可能对包括意大利读者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所有读者都有所裨益。因而《与马可·波罗同行》的写作既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消遣，是“一个生活在异乡的虔诚地写作者对母语近乎疯狂的思念”，又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翻译，对于既有文学译本的不满与补充。或者说是某种程度的“重译”：既是对语言的翻译，亦是对语言未曾抵达的部分的翻译。
    薛忆沩曾鲜明表达了对于《看不见的城市》的中译本的不满。“它里面包含太多的黑洞，又包含太多的空白。黑洞里纠绕着无数语言和思想的‘阴谋’，而空白本身又是语言和思想的‘陷阱’。”因此创造一个好的译本，方便读者的阅读与解读，这是薛忆沩写《与马可·波罗同行》的隐秘目的。而薛忆沩同时也认为，《看不见的城市》的翻译者必须具备相当的语言和文学功底之外，还必须具备数学和哲学的充分修养。而这些恰恰是薛忆沩所具有的，因而这个“想像”的翻译者其实就是他自己。在《译作者的任务》中，本雅明将原作与译作比喻成今生与来世的关系。根据本雅明的意思，译作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粹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为了纯粹语言的缘故，译作者打破了他自己语言中的种种的腐朽的障碍。尽管薛忆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的译者”，但他依然坚信《与马可·波罗同行》呈现了用汉语接近《看不见的城市》的“最佳路径”。
    显然从篇幅上看，《与马可·波罗同行》比《看不见的城市》多了好几倍，这足可见出前者对后者的细译与填充。看得出来作者用力极深，并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从效果来看，这种耗费又是值得的。整体来看，这部“怪书”在逐句的细致翻译和解读之中，又有整体的把握和阐释，还兼及意蕴的提炼与现实的借鉴。由此一来，便让卡尔维诺小说中语焉不详的地方得以丰满翔实地呈现。它的线索更加清晰，逻辑更为严密，但又没有失去原作的诗意，甚至，薛忆沩的想象力比卡尔维诺更瑰丽，更雄奇。
    薛忆沩的《与马可·波罗同行》极尽想象与叙述，对那部经典之作中的五十五座城市进行了阐释和重构。在此，五十五个不同的城市分属不同的小节，每个小节都有独特的标题来锁定一种确定的意蕴。这既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与展开，也是一种诗意的把握与概括。比如“欲望的权力”一节，意在讲述“他们为了完整地享受欲望而心甘情愿地沦为欲望的奴隶”；“互惠的重复”则是强调“城市中事实的重复强化了记忆，而记忆中符号的重复则创建了城市”。薛忆沩既忠实于卡尔维诺原著的意思，又包含他独特的联想与引申，它既是童话的，又是魔幻现实主义和反乌托邦的，给人无限的启示。
    《看不见的城市》被认为是一部现代的《神曲》，这是因为在它的结尾之处，马可·波罗如是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称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而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在薛忆沩看来，卡尔维诺意义上的地狱不是存在于将来，也不存在于过去，它就存在于此处，它是我们每天都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此，“让我们在生活的地狱之中去寻找和辨认那些还没有死去的人吧！这种寻找和辨认就是我们自己活着的理由和意义。”我们可以把《看不见的城市》看成对当下的隐喻，也可以把它看成师对过去和未来的追问。这使得《与马可·波罗同行》既具有经典的权威性，又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值得人们一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