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创作纪实
    一颗饱浸抗日英雄陈年旧血且锈迹斑斑的子弹，由开国中将刘飞所携，从江南水乡呼啸而来，在历史的天空划出炫目弹道后，已然蝶化为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军旅作家高建国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因生动再现抗战传奇，在社会各界和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
    文艺界专家认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或许已淡出世事流变的激流，但高建国却以坚毅自信、专注辽阔的姿态与豪情，把一段看上去人人皆知却难以真知、细知的珍贵历史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同时巧妙地将《沙家浜》形成的历史脉络及创作背景娓娓道来，作品以具体真实又鲜活生动的斗争史实，为对那段历史缺乏认知或了解又疑信参半者强烈补钙。
    报刊评论说，这部作品“在历史的还原中反诘与叩问现实”，“犹如一部探寻历史踪迹的X光机”，是“一部有着巨大历史容量与思想内涵的作品”，可谓“战争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双重书写”。
    健在的“江抗”老战士、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江抗”后代也一致认可该书问世填补了一段空白，了却了他们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再现“江抗”历史的夙愿。
    一本书缘何成为洞察“江抗”前踪后迹的信史？笔者日前就这部作品成书前后的有关情况，对作家进行了专访。
    灵光入心
    作品2015年12月出版，但从酝酿到成书却历经30年。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高建国一走入驻豫第二十集团军，便立刻发现了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的迥然不同处。
    ——同为离退休干部，其他部队的多有在家喂鸡种菜抱孙子者，而这支部队的“老员外”们，则乐此不疲写书照相做报告；
    ——同样南征北战，这支部队的历史与更多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密切相关：《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就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阳澄湖的斗争经历。1944年参加新四军的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转业后策划了《芦荡火种》创作。
    历史隐秘角，以“江抗”为代表的新四军部队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质，令高建国不禁怦然心动。原来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不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啊！能打仗、有文化，这或许是我军若干劲旅本质但却长期被忽略甚至遭曲解的一个重要特征！
    高建国披阅史料得知，这支部队是保留最完整的新四军主力。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量青年学生、市民参加新四军，有不少高中生，手拿钢枪，兜揣钢笔。
    后来，高建国到这支部队工作，深入了解部队历史和不断接触“江抗”前辈，萌生了再现这段历史的想法并着手搜集资料。
    2005年，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组织老同志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高建国应邀与会。“当时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多来了100多人，现场有57副拐杖、26辆轮椅！”
    大会主持人公布的这个数字，令高建国深受震撼。他向几位老阿姨询问陈荣兰的情况，得知她1975年就在上海街头遇交通事故不幸辞世，心里猛地一沉，痛惜和缅怀之情潮水般涌来。那次会上，高建国还见到了《血染着的姓名》作者崔左夫。1948年11月，刘飞在大运河畔的窑湾古镇挥师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对他提出采写36个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斗争事迹的设想。9年后，崔左夫赴苏南写出的这篇特写，为陈荣兰意外所获，于是成为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滥觞。
    2015年上海之行，对高建国日后从独特视角再现“江抗”东进和红色经典演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紧迫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曾与创造历史辉煌的老“江抗”有过交集、占有较多史料且能以正确的历史观秉笔直书的后来者，应当责无旁贷地肩负起重述、再现和回放历史的责任。
    2014年夏秋时节，高建国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余暇起笔写作。一开始，他写了中篇报告文学《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成稿后感觉比较平，只把大家大致知道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就放下了。
    这一年的10月2日，高建国来到苏州革命博物馆，伫立在陈放取自刘飞胸中子弹的展柜前凝神结思。1939年9月21日，“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部在江阴顾山与来袭的“忠义救国军”激战，这颗子弹从敌步机枪中射入他的肺部，于是这位长征红军又有了芦荡养伤的经历，子弹伴随了他45年的军旅生涯。烽火远去，厮杀渐歇，但高建国感到，那颗黑与红的经历参半、烙印着特殊历史而又令人憎爱交加的子弹，7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飞翔，不仅引发了红色经典创作，而且打开了透视中国共产党人战略运筹和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谱的窗口。
    思想的灵光一旦照亮视野，创作激情便喷薄而出。2015年3月13日起，高建国另起炉灶、重新架构，以《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为题，开始还原“江抗”和红色经典成长的历史。
    成书后，人们发现，那颗在广袤时空飞翔的子弹，不仅是贯通战争与和平两个历史时期的巧妙构思，而且成为增益作品文学性最为显著的亮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高建国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从一颗子弹切入，从这样一个比较小的点入手，让子弹飞起来了，翱翔和穿越了整个新四军曲折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一直到解放后。我觉得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和祭奠，这种写法非常好。”
    评论家白烨认为，这部作品有三个贡献。一是由刘飞身上的一颗子弹切入，构成了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史诗，而且充满悬念，甚至可以说化残土为传奇。作者通过深入采访、实地调查、史料整理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地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了。二是以阳澄湖36个伤病员的故事为主线，揭示了新四军在艰难环境中的苦斗。新四军特别难，难就难在它是处在一种特别复杂的政治和自然环境中。书中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了，重要的是把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写出来了。三是作品把二十军的历史写出来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二十军是三野第一个军，贡献非常大，刘飞是二十军首任军长，二十军的历史应该得到完整展现。
    底色苍茫
    如果说，《芦荡火种》《沙家浜》是“江抗”后迹的闪耀结晶，那么，顺着子弹射来的方向，高建国在“江抗”前踪的追寻上，坚持由线到面、由浅入深，努力把镜头拉远，将“江抗”东进的重大而深远意义，放在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下透视和观照。
    翻阅这部厚重之作，主人公刘飞出场前，作家不吝笔墨，拿出一整章的篇幅，以大笔勾勒的写意手法，凝重深沉地概述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领土气焰冲顶时，唯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时局的深刻转变和走向做出正确判断。
    “作品不拘于刘飞等伤病员芦荡斗争经历，而是把传奇故事还原于历史大势：在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相持阶段之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作出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四军挺进苏南，在中国革命史上奏响了意义深远的东进序曲。”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如是说。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认为，这部作品是正确地、健康地、真实地揭示革命历史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不回避残酷，不回避内部矛盾，不回避生存的艰难，这样的作品有说服力。作品给我们今天再写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写这样的东西，过去那种简单、机械、新闻宣传式的写法不行，像抗战神剧的写法也不行，就是要很好地、真正地还原历史。
    回首创作的心路历程，高建国深有感触地说，战士投掷手榴弹，必须先向后引弹，借助反作用力，才能使出全身气力投得远。要使“江抗”东进战术行动的战略意义跃然纸上，必须把抗日战争阶段转换特定时期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形势分析透，帮助人们透过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认清“江抗”开辟苏常太抗日根据地，无异于在中国最富足的地方给日伪心脏插上一把刀，一举扭转一度沉闷的江南抗战局面。全书开篇有了深邃厚重的基调和底色，“江抗”进军东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西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副政委高大光感到，这本书不仅是开展党史军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好教材，而且是在反思历史中研究战略的好教材。记者在与作家交流中感悟到，这部作品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两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一是全面抗战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时，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开始实现历史性的空前凝聚，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二是在亡国的愁云惨雾笼罩中国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石破天惊提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像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的抗战道路。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中国抗战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翼齐飞的壮观景象。中国共产党人以其远见卓识、历史担当和勇于牺牲精神，在赢得民心中逐步由历史舞台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
    高建国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火期，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历史时期。吃透这个重要阶段性特征，就能站到历史制高点上俯瞰既往，统驭史料，科学辩证地进行宏大叙事。
    “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评论家贺绍俊说：“读了作品摘引毛泽东的这句话，我突然很有感悟，我觉得高建国他写这部纪实文学，其实也是从战术范围去向战略敲门，他的整个写法，我觉得是有一个战略的构想。”
    虔诚求索
    70多年的战争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蒹葭苍苍。访谈中，记者询问创作中的困难是什么？作家笑答，再现“江抗”战争传奇，一是缺少鲜活的血肉，二是莫衷一是的说法令人难辨真伪。
    为了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高建国调动了30年间自己全部生活和思想积累，运用了从原始到现代各种方法和工具。2015年，他利用节假日数次到江南查看重要战地遗址，寻访健在的老“江抗”，定向补充材料。在田野行走、实地踏勘和直访当事人、知情者的同时，他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甄别求证。1939年5月4日晚，新四军六团东进作战前夜，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急电陈毅反对东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星夜召见六团团长叶飞商讨对策。有史料描述，当晚天空挂着上弦月。利用网上万年历软件查询，当晚出现在天空的是一轮满月，从而保证了此处天象描写符合历史真实。
    在上海，高建国来到“最后的护理员”、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护理过刘飞的卫生员、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白山家，看到了许多摄于战地的照片，为作品写入了几个感人细节。在无锡，高建国抢救性探访“最后的伤病员”吴志勤，从其在江阴负伤时间、与刘飞和吴焜的接触、入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经白山护理等情况，断定他是36个伤病员中唯一的存世者。60年前，崔左夫为写《血染着的姓名》，采访过有“江抗”活字典之称的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施光华。时隔一个甲子，高建国再访年届97岁的施光华，印证了当年陈毅确定“江抗”番号的珍贵历史细节。有史料载，太仓县县长郭曦晨是抗战烈士。高建国请教施光华，他忆起，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见过郭曦晨。后查明，郭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去广州工作了。有回忆录讲，周恩来1939年春到皖南视察新四军同大家一起唱《新四军军歌》，经高建国查证，这首歌是周恩来离开皖南半年之后才创作出来的。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说，高建国写这本书借鉴了红色经典的创作方法，包括非常深入的采访。他是在坚持脚步行走、实地采访、大量勘察史料、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创作的，创作中汲取了各方面意见，不断修改修炼出来的。所以这个作品首先提供的，就是一部经典是怎么炼成的样本意义。
    “真实是写实类作品的生命，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只有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文献性统一，才能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高建国说，再现七十多年前那场战争，还要延伸到北伐、土地革命战争等更为辽远的历史时空，要对大量繁复、驳杂的事件、人物作出准确判断与取舍，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越是得之不易和引人入胜的东西，越要警惕“时光陷阱”而去伪存真。
    一次节日慰问，高建国从新四军五团走出的将军何志远家得到史料，据此写了何志远皖南事变中利用身带的法币和大江币，机智从国民党搜山部队脱身的情节。经向“江抗”领导人之一蔡悲鸿之子蔡晓鹏求证，得知“大江币”是皖南事变重建新四军后才在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纠正了一处记忆误差。
    高建国还尽心探访“江抗”后代，努力调动这些代际传承中的“桥梁”的积极性，从中获取第一手珍贵史料。曾以“到上海区扩军”而享誉“江抗”的老战士张鏖女儿张小浜，2016年整理父亲遗物，意外发现“江抗”女战士、原中国银行巨子吴晋航女儿吴恩灼，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给父亲的150多封信。吴恩灼投身革命后，受命重返敌占区执行秘密任务痛失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蒙冤沉沦社会底层30年，但她始终对党忠贞不渝。高建国及时采访张小浜，为这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增色不少。
    正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以信史告慰前辈的精神，高建国把求真作为创作前提。他自信，全书所有细节皆有所本，无一杜撰。
    寻找《沙家浜》中沙四龙的人物原型胡小龙，是该书创作的一段佳话。高建国确信，1939年秋，在日伪封锁阳澄湖妄图困死隐身芦荡的新四军伤病员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胡小龙悄悄下湖解缆推出小船，在水下用芦苇管呼吸托船进荡救出伤病员，东路的抗日斗争史就要改写。高建国几经曲折，经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和上海市公安局帮助，在上海奉贤区找到了湮没民间半个多世纪的草根抗日英雄胡小龙，得知其叔父、常熟县委地下交通站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抗战中因难舍双妻不得不退党带胡小龙到上海谋生，后因病去世，而胡小龙则低调存世不为人知，从而在书中描绘了一幅陆离斑驳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江南水乡抗战风俗画。
    仰望丰碑
    充沛并激荡于全书中最深厚、最动人的情感，是信仰的力量。作家坦言，自己始终是仰望着“江抗”这座信仰的丰碑，含着热泪为他们记录这段恢弘而悲壮历史的。
    作品中可见，作家运用典型化手法，着意在拯救民族危亡的血火厮搏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波巨浪里，展现不同性格的共产党人身上的信仰之光，因其独特的阅历、禀赋、文化濡染而同中有异，从而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斑斓色彩。
    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中不幸身陷囹圄。蒋介石诱降和威逼两手交替使用，但铁骨铮铮的叶挺手书致蒋快邮代电，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从桂林押往重庆渣滓洞监狱白日举灯走下飞机以昭“天还未明”，狱中壮怀激烈挥毫疾书著名的《囚歌》，监禁五年出狱仅十小时就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入党……而同为北伐先驱、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赴法勤工俭学和到莫斯科学习过的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朱克靖，奉命到宣布起义的国民党郝鹏举所部做统战工作，被首鼠两端的郝鹏举扣押递解蒋介石邀功请赏。内战中接连损兵折将的蒋介石，企图通过重叙北伐旧谊和诱以禄位降服朱克靖，以打压中共士气，甚至不惜御驾亲征，三次在总统府宴请朱克靖。爽快赴宴的朱克靖席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不温不火诘蒋，历数蒋抗战胜利后不致力于和平建国，反而发动内战，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公然申明：“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而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回到阴暗逼仄的囚室，朱克靖在风雨晦暝中慨然给妻子写下绝笔诗。书中通过这些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情节，集中展现横眉冷对、大义凛然的叶挺的刚烈忠勇，也成功凸显了儒雅内敛、绵里藏针的朱克靖的风流倜傥，以鲜明的色差和强烈的对比度，彰显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之于不同个性的革命家，所折射的信仰之光的瑰丽多彩和无穷魅力。
    作家倾情描摹的雨花台红色人生后花园，更是一面管窥信仰与忠诚的光可鉴人的镜子。1957年，叶飞提议，将1939年在江阴顾山牺牲的“江抗”副总指挥吴焜遗骸迁葬雨花台。从那时起，随着“江抗”辽远悠长集结号的召唤，众多“江抗”老战士百年后陆续会聚于此，在充满英风浩气的圣土找到了人生归宿。于是，历史仿佛在冥冥中作出了新的安排，当年率部东进苏南的“江抗”领导班子成员，除叶飞怀着未竟之志将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与台湾和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外，其余成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任职期，在雨花台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准备完成生前未了事，同时开始新的进击。品读这些华彩篇章，谁的心中不是激情澎湃，为忠贞不渝、生死相依的“江抗”英雄洒一掬热泪！高建国写道：墓园本是凝固的民族精神文化史。到雨花台看后花园风景，高远又不无缥缈的革命信仰，变得如此生动鲜活、伸手可触！
    笔者采访时，“江抗”总指挥部参谋长乔信明之子、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特地给高建国打电话，对作品为“江抗”传神写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对作家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动准确描述抗战时期内忧外患交织和变幻莫测复杂形势及危亡岁月的各色人等表示钦佩，对作家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中宣部文艺局赵海虹讲道，高建国对笔下人物都充满着感情和真情，是带着感情和真情来写的。看着书中摘录的这些信件，你就觉得跟这些历史人物能够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革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评价，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著史者的历史视野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这部作品的超越性，恰恰是能够以今人的情怀，历史地还原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如何在特别不利的艰险环境里，克服各种困难甚至牺牲生命，坚守住信仰的英雄壮举。
    文艺评论家汪守德认为，在时下某种任意抹黑甚至是颠倒历史的乱象面前，作家表明自己坚定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其所进行的不仅仅是新四军历史和浓郁文学化色彩的写作，而是竭力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让人看到历史苍茫、血色迷漫中，新四军这支部队令人赞佩的战斗意志、文化气质和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