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终于写到了梁光正。从两本非虚构作品“梁庄”到小说集《神圣家族》，“梁氏家族”若干人等都相继亮相。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或者说凝结着梁鸿一个时期主要男性经验的梁光正，自带亮光出来了。
     梁光正这个人物光感太强，“啪”一下，有电灯拉亮或蜡烛点亮那一刻的光华。叙事舞台上本有追光，从高空打来，焦点自始至终对准梁光正。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可以说是吴镇农民梁光正本传，从年迈写到年轻，以寻亲为追叙由头，最终写到他的死。叙事结构看起来声部很多，四个儿女分别从不同视角发表意见，其中以第三个女儿冬竹这个隐在基督徒的叙述为主，其他三位时有替换，充分揭示每个人的情感好恶和记忆要点。活在儿女眼中的梁光正，自始至终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在儿女的参与、不解甚至咬牙切齿地旁证中，梁光正独撑全场，演足了戏份。
     在15万字舞台上表演的梁光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乡村社会的异类。虽然姓梁，但显然不属于梁生宝这个群体。梁生宝稳健、踏实、持重，始终是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梁光正更不是白嘉轩，他缺乏白嘉轩的权威和魄力，虽然不断为邻居和村民出头谋事，但成绩显然不好。当然，他也不是游手好闲的阿Q和小D。农民梁光正愿意担责，也在努力担责，甚至为了担责而担责。担责既是内在情感需求，也是充沛生命力的驱使，他歇不下来。农民梁光正是新鲜的，他就像一个人类学标本，在大家兴致勃勃以至惊讶感叹的观看中，充分、细致、一刻不停地表演。这就是梁光正的光彩。梁光正的动能是天生的，他是一枚不抽自转的陀螺，是一台不需外部发力的永动机。他从内而外主动地散发热情，并付诸行动，也由此或正或反、或顺遂或倒逆、或喜或悲地改变着自己的人生乃至亲人们的人生。在中庸的传统道德标准面前，不断折腾的梁光正是笑话，是异类，是包括儿女在内的亲人的精神负担，当然还涉及物质付出。在儿女不绝如缕的倾诉中，我们看到他偷跑到内蒙古找活干，被当成流窜犯关起来；看到他对调解人事近乎病态的爱好，为村民、为自己打各种官司；看到他65岁以后不停地寻亲、报恩、还愿……
     在梁光正这个人物身上，梁鸿写出了历史大逻辑下的个体小逻辑，写出了性格与命运。写一个人的历史必然会涉及年代背景，《梁光正的光》也不例外。但这些显然不是叙事重点，充其量只是主要人物活动场地。在忠实于历史大逻辑的前提下，小说对人性“本来”的观察和表现，要比许多作家务实和深刻得多，梁鸿的学术修养和生命观帮助了她。梁光正可以脱离具体环境的时尚感，完全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年龄段、这种生长背景、这类生活阅历的男性的既有期待。他甚至不需要乡村或城市、上世纪中叶或本世纪初这种时空背景，就可以独立在生命圈里运动。城市或乡村，今朝或昨夕，境遇或有不同，但梁光正的过法，逻辑上依然是“折腾”。这个人物性格的自足性实在太强了。
     追光是舞台上方的光，是外界给予的光。梁光正的生命自带光亮，自有美感。梁光正的光来自良善人性，这是他被理解乃至被欣赏的基本逻辑。小说从真实人性出发，写出了梁光正这个人物身上的勉力和失败、庄重和可笑，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又因为兴致勃勃，产生了奇妙的喜感。对于一个生命来讲，可怕的是死寂和无力。有勇气的生命当然具有美感。在个人遭际和家庭生活最困窘不堪时，梁光正都挺身而起，或迎战，或改辙。又因为平衡性不够，常常将事态主动或被动带进尴尬境地。以客观可能性作为衡量标准，梁光正许多行为看起来不切实际。他生活在自己的逻辑里，像堂吉诃德勇斗大风车一样，打破了一次次的秩序禁锢，似乎有点无事生非。他像堂吉诃德一样被同情——因为他的无害性，也像堂吉诃德一样被欣赏——因为他的勇气和乐观。勇气和乐观的生命姿态，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值得珍惜。
     作为成熟作家，梁鸿文学创作这眼井打得越来越深。小说《神圣家族》某种程度上是在写梁鸿的实际生活经验和体验，在人物形象典型性和成长性上浅尝辄止。《梁光正的光》则几乎是经验重构。小说人物梁光正超越了作家的经验，在自己的逻辑轨道上行走。梁光正的光，辐射过来。他已经不仅仅属于梁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