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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能产性 能产性(productivity)是固化在说话人心智中的图式范畴，具有心理现实性(Langacker 1987)。构式的能产性制约特定实例的单位范畴并对其进行整合。构式整合体现一个图式允准其他图式构式的扩展度和受制约程度。构式之间的能产性形成一种渐变群(Goldberg 1995:136)，而渐变形成的构式呈现梯度的、连续的演化模式。 构式的使用频率影响构式的认知和变化，即类频率对新微观构式的能产性有影响，会引起构式内部成员不同程度的演化与分化，产生构式化。构式对新成员的允准是有条件的，构式的类频率越高，能产性就越强。类频率在语法构式化中的能产性主要是新微观构式的主类扩展。能产性单独增强不能看作语法构式发展所特有的现象。能产性引起“新形式-新意义”的配对可以从词汇图式的组合和固化过程寻找理据。如汉语“打鼓”的表达式原指通过工具或手的方式击鼓，但通过词汇构式的组合，构式化为“打边鼓”和“打退堂鼓”的新构式。构式具有赋予词汇义项的功能，新微观构式的某些语义因子由于需要符合构式意义的表达而被激活，它们的能产性增强，引起构式化的出现。 3.2.3组构性 组构性(compositionality)统领构式形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透明度和可接受度。它在句法上以简单的表达式构建复杂的符合语法规则的新表达式，在语义上则依据较小的意义构建较大的或整体的意义。Goldberg(1995: 16)指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词项意义和构式意义的融合。如果某个构式在语义上是组构的，那么只要说话人在句法上产出常规序列的构式，听话人就可以识解词项的构式意义，从而解码整个构式意义。如果某个构式不具有组构性，就会出现单个构式成分的意义与整个构式成分意义之间的不匹配。构式的不匹配具有不可预测性，但说话人会根据“整体大于部分”的规则做出预测。虽然构式是由说话人在语境中建构的，但很多构式依然难以预测整体是组构的或部分是组构的。例如My family sometimes pulls my leg中pull one’s leg 除了“拖某人后腿”的字面意义之外，还有“取笑某人”的非组构意义。组构性和非组构性无法提供精准预测的实例是构式演化的诱因。说话人对组构成分的整合引起构式的新分析，从而产生构式化。 3. 3 构式化关注的两种演化模式 构式语法排斥词汇化和语法化是离散的观点。而构式化旨在突显词汇构式和语法构式的等级性，而不是离散性。构式化主要关注语法构式化和词汇构式化这两种演化模式。前者主要探讨程序性构式的发展，诠释并改进传统语法化的研究。后者主要探究新实体性构式的形成，同时关注新微观构式节点产生的瞬时性。 3.3.1 语法构式化 构式语法中的“语法”主要指语言知识体系，它不仅包括形态句法、语义和语音，还涉及语用、话语功能等。语法构式的符号功能主要触发说话人概念化构式中参照对象的关系以及听话人如何识解构式中形式与意义的表征问题。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语用推理上凸显度的差异以及构式语境中惯例化的作用形成的组块，导致构式形式和意义的不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反过来引起既有微观构式的演化。微观构式的演化和传统的语法化都与使用频率和搭配相关。Bybee(2003)认为，语法化缩减中例频率增强是由于类频率和搭配范围引起。Goldberg(1995:137)以“way构式”为例，阐释了其搭配种类多，能产性强。Barðdal(2008)考察二项式(binominal)量词演化为数量词时须考察微观构式类型的扩展，一方面要关注a scrap of，a shred of 等这类构式搭配的特征和例频率使用的情况，另一方面要追寻类频率的发展和搭配使用的数量，这与Lehmann(1995)在语法化过程中强调的缩减和扩展模式相吻合。总体而言，新语法微观构式的发展与语法化中的缩减和扩展具有兼容性(Traugott &Trousdale 2013: 123)，如表1所示： 表1 新微观语法构式的发展与语法化过程的兼容性
从表1可知，失配和组块主要体现在前语法构式化阶段；内部形式组构性降低和固化度增强体现在后语法构式化阶段；聚合引力伴随语法构式化的始终。新微观语法构式兼容语法化的缩减模式和扩展模式，原因在于它们在演化中是交织的，如具体意义丧失可能会导致类型扩展、语境扩展以及例频率增加，同时，使用频率可能导致形态上的缩减。因此，我们把新微观构式的发展归因为语法图式的允准，它可以协调构式形式与意义的不匹配。新微观构式允准的图式是组构性的，它的成分关系一旦丧失，语法构式化会伴随新微观构式类型的能产性增强，这反过来会影响图式的能产性。语法构式化的缩减模式聚焦某个图式或较多图式内部的演化，而扩展模式关注图式的外部演化规律，尤其是能产性的增强。二者都关涉搭配范围的演化以及某类图式的抽象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