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版《百年孤独》 于此，我想我们可以体察到该书更深一层的局限。当现代主义成为了“天然”的“布尔乔亚”身世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就只剩下故事了。盖伊的通俗史学家笔法写出了现代主义如何历经浩劫（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变动、冲突。但这样的历史化却可能隐藏“扁平化”危险，而回避了深层次的地壳运动。作者“最终所指向的”，还是那个“孤独艺术家”作为个体的原型（383页）。现代主义的精神史几乎就成为了“影响的焦虑”的历史，这里我是借用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概念，他对盖伊褒奖有加，他自己关于现代诗人从叛逆开始而成为新父权王者的“焦虑”史观同样借重弗洛伊德，和盖伊的确声气相投。在这一意义上，孤独的艺术家和冒险的企业家是否还有区别？现代主义的“求新”和商品拜物教的“求新”在逻辑上的差异究竟该如何理解？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明一种新文体和在纽约的华尔街发明一种新金融产品，究竟又有什么不同？因此，丰富的现象及细节堆积也可能带来了“去政治化”倾向。 诚然，正如盖伊所说，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政治立场极为混乱，在艺术上进步，而在政治上反犹、拥护传统宗教、加入法西斯运动的绝非少数，在艺术上保守，而在政治上开明、民主、加入革命先锋队的也大有人在。不以政治姿态来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分析的标尺，完全正确。但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所蕴含的复杂政治运作不仅值得追踪，而且急需反思。为什么英美现代派和欧陆先锋派都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而前者立场容易保守反动，后者取向则左倾而革命？许多类似问题其实在今天的西方文化政治光谱上仍然历历在列，并未远去。盖伊只能点到为止，将苏联也扔到装着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的同一个大筐里（第八章）。到了全书的结尾，他所讲述的现代主义已合上了文化史的一页。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次没有意外的分期叙事，安稳于既定的主流历史思维，固化为不具能动性的知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