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 也就是说，现代主义之“新”作为异质性的力量很可能只是资产阶级文化同质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这重矛盾，在文学理论大家保罗·德曼关于“文学现代性和文学史”的命题中早已有一锤定音的阐发：诗人兰波所谓的“我们必须绝对现代”最终也必须是历史的重复。而盖伊的特点则是把这一切落实为饶有趣味且不失反讽的文化史故事。他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作为“敌意”的现代主义恰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文化延展能力为“先决条件”。换言之，“推陈出新”是发生在资产阶级文化内部的自我革命。我们不妨试着从盖伊的讲述再进一步：以这一视角看，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化史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世界自我更新、自我实现、自我拓展的历史。盖伊的底牌其实很清楚：现代主义处处要“断裂”，但从今天的“后现代处境”回望，它是且只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连续性。“现代主义者们不遗余力想要推翻的文化体系的吸收能力着实让人佩服。”（13页） 始于异端，终于连续性乃至正统。在处理现代主义的这种内在冲突时，盖伊声明他所采取的分析策略来自于弗洛伊德，虽然他并不是要把现代主义当做精神分析的对象（前言）。这一招并非偶然，盖伊是弗洛伊德研究大家，更在普及精神分析学说上有贡献，是英文《弗洛伊德读本》的编者。如果我们把盖伊的其他丰富著作也带进来，可以发现，他还是启蒙运动的史家。从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这是一场浩荡无休止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用弗洛伊德的视角讲下来，也就成了关于“革新”与“连续”的辩证故事：矛盾总在资产阶级文化内部发生、变异、调和。  盖伊编《弗洛伊德读本》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 这样宏阔的文化史叙述，读来让人击节的精彩处自然不少。但我却隐约间还有一些不满足。《现代主义》在题材处理上的一个表面缺陷是它的“西方中心”视域。全书很少涉及“非西方”和“全球南方”（即欠发达地区），日本、中国、南亚、中东、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过去近百年的艺术探索近来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这里却都难觅踪影。唯一的例外是前面提到的马尔克斯，出现在《死后复生？》一章，而其他拉美“文学爆炸”的人物也只好榜上无名。在全书结尾，盖伊已经点破，从巴黎到纽约，就是该书的空间轴心，仿佛一切都只发生在北大西洋两岸。在这一意义上，书名改为“西方现代主义”也无不可。我这里并非有意苛求，要现代主义的综述必须包括一切现代主义的全球旅行。对世界各地的现代主义活动进行点名、排队，也绝不是好的解决办法。真正的问题要害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盖伊在书中一再使用“资产阶级”“布尔乔亚”“资产者”和“中产阶级”来指代主流文化，我对此特别认同。但这一主流文化的全球属性和普遍主义意旨，恰恰是缘于如下事实：它的一切都建立在日益全球化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之上。在从兰波到鲁迅的时代，那个体系的名字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革命；在从萨特到第三世界新浪潮电影和后殖民艺术的时代，那个体系的名字叫美国主导的“自由阵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三个世界、反殖民运动和全球化。盖伊所关注的现代主义的“区位”和这个全球体系的“中心区”完全重合，而“边缘区”却归入阴影。正如过去二十年越来越多关注非西方因素的现代主义研究所揭示的，脱离了边缘区，不仅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无法成立，而且资产阶级的普世文化也难以想象。讲述“非西方”的现代主义，不是为了补足拼图，而是为了把握一种文化的总体动力结构。盖伊笔下的潜在主人公，资产阶级，却仿佛天然固定为“西方”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