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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合肥张家四姐妹，相信很多人都会读过有关四姐妹的书，尤其是在叶稚珊女士的《张家旧事》和金安平女士的《合肥四姊妹》出版之后，有关张家的出版物便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张家就开始自行刻书出版了，那时张家主政的还是第一代兴起人张树声，因此我怀疑后来张家的家刊《水》杂志的出版，是自有其家族传统的。 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安徽合肥人，廪生出身，晚清时期参与组建淮军，是较早由带兵打仗转入仕途的淮军将领。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署）等职。张树声在江苏巡抚任上重建古典园林、疏浚太湖水利工程、修复紫阳书院等，颇受爱戴。在直隶总督任上果断入朝抗日，赢得外交先机，颇受称赞。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主张抗法战争，积极防御。光绪十年（1884）阴历九月初八日，张树声在参与中法战争守备时期突然病逝。朝廷为此下达谕旨褒奖有加，并要求将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赐谥“靖达”。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乡，安葬于周公山西麓。 整理有关张树声的出版物可以发现种类不少，他本为秀才出身，作为耕读之家自然会留心攻读古籍。张家崛起后，成立了家刻堂号——毓秀堂。目前可见的有《庐阳三贤集》，现藏于安徽大学图书馆有完整的版本，承蒙书友相助曾得以一睹芳容。书中前文有“光绪元年合肥张氏毓秀堂刊”。 张氏刊刻的《庐阳三贤集》依据的版本权威，刊刻精美，用纸讲究，颇受藏书人青睐，2009年曾在北京拍卖台上出现，竞价不菲。这部书包括宋朝包拯撰《包孝肃奏议》、元朝余阙撰《青阳山房集》和明朝周玺撰《垂光集》，共16卷，尤其以《包孝肃奏议》传本少见。三位名人都是合肥走出去的先贤，张树声怀着对家乡先人的尊重和崇敬，特组织刊刻，并亲自作跋。 此后即光绪二年，张树声在回乡丁忧之际，对张家族谱进行整理，重修了《合肥张氏族谱》出版，基本理清了张家一族的脉络，并请人做了序言，一共四册，刊刻精美，现藏在美国和日本。 如果说这套书与张树声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出版于光绪十年（1884）的《敦怀堂洋务丛钞》则是张树声倾心编辑。它的出版之时，也正是中法战争之际。这部书前页显示为“张振轩宫保鉴之 洋务丛钞 敦怀堂新镌”，“光绪甲申年 敦怀书屋刊行”。 这部大书，不只是对洋务派论说的一次集中整理，其中既有朱克敬的《柔远新书》、李鸿章和丁日昌的《海防要览》、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总说》、林则徐的《俄罗斯纪要》、姚石甫的《俄罗斯方域》、王韬的《操胜要览》、张荩臣的《华洋战书》等洋务派的论著，同时还收录了姜子牙的《太公阴符经解》、孙武的《孙子九地篇》和诸葛亮的《火攻备要》等古代兵书，而且不少著述都是同时期所作的新说，对于当时的治国颇有现实意义。因此这部书对于当代研究中国洋务历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中也可见张树声的施政理念和治国思想。 这一点在张树声的遗著《张靖达公奏议》中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靖达公奏议》是在张树声病逝多年后由其幕僚何嗣焜整理出版的。全书一函四册，八卷，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有关研究古籍版本的人士对此书称：“该书老装未衬，品相上佳，天头敞阔，边框线粗黑，字略扁，字体镌刻精雅，墨色浓郁，点划清晰，印制水平上佳，较初印。版面密而不挤，可谓上乘之本。”（《东方收藏》2014年第2期） 这部个人奏议集几乎囊括了张树声在任上的所有重要言论，内容涉及国家体制、教育、军事、学务、交通、税务、水利、吏治、民政等等，共计143篇。安徽乡贤陈满意先生对这部奏议集曾有专文（《<张靖达公奏议>刊刻考释》，《江淮文史》2017年9月刊）考证。据他的考证，该书系由张树声幕僚何嗣焜编辑，缪荃孙、刘世珩两位藏书大家订正，刊刻名家陶子麟椠刻，经多方努力，方成就了这套不可多得的雕版印刷精品。 何嗣焜是常州人，曾跟随张树声长达20年之久。他少年即有诗才，先入李鸿章部参军，后因长于文牍之才被张树声邀请入幕，从此南征北走，可谓是见证了张树声从一方长官到封疆大吏，直至曾经到达权力的最高峰，即直隶总督（署）。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时果断并妥善地处理了朝鲜内乱，当时正是在何嗣焜的倾力协助之下，因此张树声对何嗣焜称赞有加，说他能胜任“一切吏治、军谋、理财、柔远诸大政”。后来张树声会同李鸿章为何嗣焜上奏请为直隶州知州（五品衔）赏戴花翎。 张树声病逝后，何嗣焜多次婉拒就任要职，到了光绪二十年受同乡盛宣怀之邀参与创办南洋公学，尽职尽责，亲自授课，由此成就了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至今上海交大博物馆内还有何嗣焜的塑像，以示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