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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为什么一定要是说书人？ 《春灯公子》的编排体例也格外与众不同，很少有小说敢于像这本书一样在开首时即印上整整十九首古诗，而且是每首都排一整页，连续十九页竟全是古诗，仅有代表“炫奇品”的诗因张大春巧妙安排的结构而放在了全书最后。这种既不合时宜又容易吓跑读者的体例着实令人吃惊，当有读者问及如此编排的原因时，张大春的回答更是展现了 “老顽童”本色：“都是我好不容易一首一首写出来的，我舍不得放后面呀”！ 其实在古代的书场里有所谓的定场诗，当说书人念起定场诗时，观众就应该准备安静下来听说书人讲故事了。但如果观众仍在吵闹，说书人就要先用一段小故事做引子，用一些讨喜的话把观众的注意力马上吸引过来，这就叫做“得胜头回”。张大春也希望放在前面的十九首自作诗可以起到“定场”和“得胜”的作用，让读者由他精心设计的古典诗词“陷阱”陷入到后面自己精心编织的故事中去。 张大春念念在兹的，不是“小说”，而是“故事”。《列子·汤问》是超逸绝尘的千古名篇，汤以世上之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问革，面对这无解之问，革则以万般不可思议的神话传说与无数诙诡奇谲的海外之物相对。张大春的目光没有聚焦在《汤问》篇中有何莫测高深的道家思想，而是“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知道那些飘渺无迹的人、事、地、物之存在呢”？ 革回答的其实便是那些“在流传途中历经不同的讲者、穿越不同的语境、透过现实的刺激和打磨，就会像历史、新闻、谣诼及所谓街谈巷议之类的本文一样，产生变化”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流传需要的是“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张大春由此点明了在他心目中“何为小说家，小说家何为”：“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也正是他认为自己系列笔记小说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 说者，亦即说书人，便是张大春眼中小说家，也就是他自己的天命。他对古代说书人体现出的这种使命般的神往，与他对中国笔记传统的自觉接续一样，均可谓其来有自。《小说稗类》的写作时间较《春灯公子》更早，这部充满了睿智的著作全面体现了他对中西文学与小说理论的洞见，不但是论说中国传统笔记与西方现代小说关系的文论名著，更是他缘何这般理解故事与小说的关系和鼓吹说书人的隐秘钥匙。 中国古典之中的笔记何啻千万，笔记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笔记之琳琅满目、巨细靡遗，连百科全书一词皆不足以名状，可谓一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生活总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又不太赞成小说家直接“取用”传统笔记中的故事。 原来在他看来，“更多的笔记唯有在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时候才能见神采；它既不应被垂扁拉长变成一个短篇小说，也不该被前呼后拥变成一个长篇小说的填充物……真正的中国小说早已埋骨于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犊的笔记之中”。在他悟出这层道理时，说书人其实就已经在他脑海中登场，春灯宴则是他首次在纸上为说书人创造出的书场，所以《春灯公子》才得以成为“传统书场松散的叙述特质”的笔记体小说。 张悦然则用了一个神妙非常的比喻说明了笔记与小说的这种关系。她说故事是笔记里面干瘪的种子，“这种子冻在了过去的时代，冻在了过去的江湖里面”。而张大春则对笔记小说中的故事种子做了解冻，他让种子复活，让它们长成树，开出花：“这是很奇妙和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故事本身不是一个扩写，这个故事的魂魄让人疑惑是属于原来笔记作者呢，还是属于大春老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