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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段与目的：阿诺德文化理念的欠缺 1910年，爱德华七世去世，爱德华时代也随之结束，同年出版的《霍华兹庄园》中浓厚的怀旧氛围和对英国社会何去何从的焦虑，无疑反映出小说对时代变迁的回应和思考。(13)小说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个哲学问题的求索，体现为对马修·阿诺德文化理念的运用。小说借玛格丽特之口指出，小说的中心主题“联结”建立在一种世界观基础上，这种世界观让人“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将人生的瞬息和永恒融为一体，并毫无怨愤地与他人联结，直至人类彼此情同手足”(Howards:215)。这里的措辞和思想都指向阿诺德的社会理念，在一首《致友人》(“To a Friend”,1848)的诗中，阿诺德表达了对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生活”的境界的向往。(14)玛格丽特所强调的超越阶级和地域等因素的社会平等，也是阿诺德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阿诺德的文化政治思想中，最直接而迫切的意图或理想是在英国营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为在工业主义主导下的英国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日益加剧，自由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沦为随心所欲的借口，这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肆意妄为不仅导致社会滑向混乱无序的状态，也遏制了社会的内在活力和进步空间。在阿诺德看来，英国当时的各个阶级——贵族、中产和工人阶级(分别被他批评为“野蛮人”、“市侩”和“群氓”)，均局囿于自身利益，既缺乏对社会公益的关切，也无法胜任使人信从的领导地位，因此，他强调超然于个人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这样的国家体现着“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在行使职权时则着眼于“社会全局利益”。(15) 然而，阿诺德主张的国家权威并非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国家”和“权威”均与他倡导的文化观和个体完善理念密不可分。阿诺德明确指出，国家这一概念的确经常被当作专制统治的工具，但国家本质上是由“每个完善个体形成的集合”，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我们在普通自我中无法找到坚实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文化指引我们在最圆满的自己中寻得其根基”，摆脱自身狭隘偏见和不断完善自我的智识追求则体现为“反思的能力、深邃的思想和理性的光辉”，它们能帮助抵御无序状态的国家权威(see Culture:88-101)。在其关于文化和批评的诸多论述中，阿诺德反复重申，要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克服束缚思想自由的阶级和民族狭隘性，尤其是自我封闭的英国特性。虽然在具体论证时他所关注的是西欧这一文化地理区域，但在他的核心理念中，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必须容纳并延续“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和思想”(16)。 《霍华兹庄园》中施莱格尔姐妹的跨文化身份以及她们对这种身份的自觉，与阿诺德的文化融合主张遥相呼应。另外，小说和阿诺德思想的相通之处还表现为对物质手段和文化目的之间复杂关系的巧妙刻画。玛格丽特在描述理想的人生观念时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缺失了孕育这种观念的土壤：“要想既镇定自若又全面透彻地看待现代生活已不太可能，她选择了全面透彻，而威尔考克斯先生则显得镇定自若，他从不关心那些神秘莫测或个人私密的事物”(Howards:131)。玛格丽特很清楚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物质实用主义的缺点和局限，然而不同于妹妹海伦对物质生活的一味批判，她的态度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文化和智识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的承认，在她看来，“某一天，比如在千禧之年，也许不再需要[威尔考克斯]这样的类型。而当下，他们还是应该从那些自以为——可能也确实是——更明智的人士那里获得一份尊重”(Howards:131)。 虽然小说强调在“物质主义阴云”笼罩下的世界，施莱格尔姐妹及其所代表的智性柔光“也许会像星星一样闪烁其中”(see Howards:23-24)，但小说的叙事者也指出了威尔考克斯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他们的实干和进取心为纯粹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他们开拓物质世界所需要的勇气和坚毅也弥补了文化智识活动柔弱的一面：“这个世界恐怕会变成一个苍白得毫无血色的处所，如果它全由施莱格尔姐妹这样的人构成的话。”(Howards:23)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考克斯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常被解读为一种“社会和解”，如芭芭拉·罗斯克朗斯就将其理解为“福斯特试图通过融合资本主义的头脑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将权力和情感联结起来”(17)。但是，罗斯克朗斯未能注意到这种“社会和解”的短暂性及其更深远的价值指向。事实上，小说对物质手段/物质追求和文化精神之间关系的细腻呈现，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论述：被拟人化的文化“承认对财富的谋取乃至工业主义大肆发展的必要性，并愿意接受这些发展可能会惠及未来这一观点；但与此同时，文化也坚持认为身陷其中的一代代工业家……只能是通向未来的牺牲品”(Culture:72)，因为“文化的用途在于通过它关于完美的精神标准，帮助我们明白财富无非是物质手段而已……财富仅仅是一种工具……[文化]可以避免未来变得庸俗不堪……虽然它无法拯救当下”(Culture:65)。 如果说施莱格尔姐妹体现了阿诺德笔下的文化使徒形象，在文化熏陶中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慢慢散播文学、艺术以及理性的“甜美与光亮”，那么威尔考克斯们在小说的结局中则像阿诺德所哀叹的“牺牲品”。在故事结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因为列奥纳德·巴斯特的死而被判入狱三年，亨利·威尔考克斯也与之前判若两人，承认“我要崩溃了——我完了”(Howards:266)，不仅成为玛格丽特的附属品，而且几乎处于彻底瘫痪的状态。在施莱格尔姐妹最后的对话中，海伦纳闷亨利·威尔考克斯为何总一蹶不振地待在屋里，并问玛格丽特他是不是病了，玛格丽特的回答意味深长：“不是病了，是永久性疲惫。他奔忙一生，却对生活视而不见。他那样的人一旦对生活有所会意，就会不知所措。”(Howards:268)小说的结尾充满了牺牲和献祭的丰富意象：最后一章开篇便描写了霍华兹庄园的一位农工在一片大草地上割草，“在嗡嗡作响和清香四溢的草叶中转来转去，划出一个个逐渐收窄的圆圈，直至草地神圣的中心”；紧接着，海伦警告他当心“婴儿被割草机切成两半甚至碎片”；尔后，施莱格尔姐妹想到列奥纳德似乎只是生活的牺牲品；最后，海伦兴奋地喊着“大草地已刈完”，干草充实丰盈(see Howards:267-273)。从死亡转向生机，这与现代主义作品常用的神话传统有所呼应(18)，与牺牲意象相对应的是小说结尾的阿诺德式“甜美与光亮”：令海伦欢欣不已的干草的象征意义尤为耐人寻味，透过海伦的视角，叙事者描绘了干草束“由酢浆草、红白黄色的三叶草、凌风草、雏菊杆及苇草组成”，这些植物不只具有审美的丰富性，而且还在干枯后开始散发出“甜香”的气味(see Howards:269-270)。这一牺牲意象不仅呼应了阿诺德对物质追求的代价的论述，对洞察力和审美力的强调也可以说体现了阿诺德关于文化理想目标的观点。 但是，倘若认为小说最终将施莱格尔姐妹刻画成了不折不扣的胜利者、将她们的成功表现为与她们的文化价值格格不入的人物的消亡或崩溃的话(19)，那就是对《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社会理念的误读。小说以海伦的感叹结尾，她的措辞和语气都表现出了小说复杂的基调：在她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干草的大丰收既可被理解为“前所未有”，也可意味着“永不再有”(see Howards:267,273)(20)；前者孕育着对未来的希望，后者则表明这一丰硕收获仅仅是昙花一现，前景似乎黯淡无望，而施莱格尔姐妹所承载的“甜美与光亮”作为社会生活的目的也难免受到质疑。以此反观小说的人物和主旨，可以发现其侧重有别于阿诺德偏重个体修养的文化理念。 阿诺德认为文化应该是一种对完美的“普遍追求”，并强调“个体在奔向完美的跋涉中必须携他人同行，一以贯之地尽其所能来扩充涌向完美的人潮，否则个体自身的发展也会受挫，并羸弱不堪”(Culture:62)。由此可见，阿诺德是在个体层面上阐述了其关于超越民族边界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的实践方式，因此“每当阿诺德试图引入超越自我之上的概念时，自我总会换一种面目出场”(21)。尽管阿诺德承认与文化追求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性，但在他的表述中，这种社会存在却游离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社群生态和人际关系之外，他“似乎无力以具象化的方式解释社会互动……[而他的文化理念中]唯一的关系，存在于单个主体和那些必须被控制、平衡或者英勇面对的力量和处境(包括内在和外在的)之间，其中缺乏的是主体之间乃至公共场域的对话和交流”(22)。 福斯特通过微妙的文学笔触，反映出了阿诺德式文化理念所缺失的社群生活依托。《霍华兹庄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突出了文化精神的传递所倚赖的空间。和自然与大地紧密相连的住所在小说中尤为重要，施莱格尔姐妹曾经居住过、后来在城市化改造中被拆除的威克姆寓所，就被赋予了一种既与她们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又超越其文化主义局限的力量：“这所房子始终充满了人性，且未曾将文化误认为目的。”(Howards:206)小说也通过其核心所在——霍华兹庄园，在呈现一种具体的社群关系的同时，勾勒出了世界主义人文理想实践所必需的社会生活载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