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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来，在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与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常借用世界主义理论来阐释文本。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现代作家E.M.福斯特往往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地位。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的特有形态在《霍华兹庄园》的呈现，本文尝试揭示该小说如何展现了世界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和精神根基，并以此探讨福斯特的自由世界主义人文理念与阿诺德、密尔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与异同。 关 键 词：E.M.福斯特/《霍华兹庄园》/世界主义/社会有机体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詹姆斯·乔伊斯的世界主义思想”(16YJC752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楠(1978- )，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文化思想史、美学与批评理论等，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深谙人类道德心理的政治家》(载《读书》2015年第8期)等。 在近年来的欧美学界现代主义研究中，E.M.福斯特(E.M.Forster)是较少受到关注的现代作家之一。这一状况当然和他的长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与风格有关：在他的六部小说中，有四部出版于爱德华时代，包括《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以及《霍华兹庄园》(Howards End,1910)；实际上完成于1914年的同性恋题材小说《莫利斯》(Maurice)在他于1970年去世的次年才以遗作形式出版。惟有《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创作于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其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颇具实验特色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刚出版不久，它们共同将现代文学的形式创新推向新的高潮。相比之下，福斯特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和情节设置仍带有明显的传统小说的特征，似乎和现代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早期作品甚至堪比他最喜欢的作家简·奥斯丁的“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关注人物的言行举止与特定社会阶层的成见及道德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①现代主义学者麦克尔·列文森指出，“福斯特既不像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那样属于厚重的爱德华时代作家，也不像乔伊斯、伍尔夫、福特和路易斯那样属于精简的现代主义作家。虽然他也像后一群体那样，认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变迁必定会改变艺术手法，但他却从未能对传统文学形式进行有计划的攻击”②。戴维·梅达利在阐述福斯特作品所呈现的与现代主义文学所共有的一些主题和焦虑时，则认为福斯特尤为关注现代性对传统生活和情感认知方式的冲击，并把他的创作风格称为“不情愿的现代主义”③。 近年来，欧美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国转向进一步导致福斯特边缘化。在新的现代主义研究框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现代主义文本及其美学价值在跨国体系中的产生、流通、翻译和接受，并借助世界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阐明现代主义作家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创新以及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联合形式或共同体的想象，反思并批判帝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④这些研究更多地将世界主义当作一个规范性概念，强调超越地域和疆界的世界视野和胸怀、伦理价值和情感态度以及植根于世界主义理念之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架构。⑤福斯特的小说虽不乏跨文化维度，却因为它们对英国社会生活风貌的精雕细琢，鲜有被纳入世界主义理论分析范式进行讨论。本文拟通过解读《霍华兹庄园》对二十世纪初“世界主义”特有形态的刻画，探讨世界主义的复杂内涵，认为从世界主义这一角度审视福斯特的小说，既有助于拓展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文学批评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 一、“漂泊的文明”与“无根世界主义” 《霍华兹庄园》常被定位为“英国状况”小说(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这一题材的作品以描述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英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为主。例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就认为，《霍华兹庄园》的核心主题是英国社会主导地位的归属问题。⑥根据这一分析思路，小说中的霍华兹庄园不单是一处居所，更是英格兰本身命运的象征，而主人公施莱格尔姐妹和亨利·威尔考克斯及其子女的重重纠葛则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背景下英国文化智识阶层和信奉物质至上的富有中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⑦在小说结尾，玛格丽特、海伦以及海伦与列奥纳德·巴斯特的私生子——一个跨越阶级鸿沟的结晶——拥有了庄园的所有权，尽管霍华兹庄园面临着伦敦所代表的现代生活中腐蚀力量的威胁，但玛格丽特和海伦终于在庄园中永久地安顿了下来，生前穷困潦倒、一心向往在文化体验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列奥纳德虽不幸离世，他的孩子却得以在庄园的平静生活中自由成长；因此，这一结局寄托了福斯特对英国社会向着文明和平等这一方向发展的期望。 特里林的解读勾勒出了文本的情节张力和叙事轨迹，他对《霍华兹庄园》饱含深意的结尾的剖析也启发了众多新的批评思路，而结合小说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一重要主题的展现来深入探究福斯特的文化和社会理念，则可以发掘出文本中更多微妙而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内涵。“世界主义”无疑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既可描述伦理道德层面的价值体系，也包含了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哲学构建，还与文化心理和情感认同密不可分，其多重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侧重。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主义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思想，第欧根尼拒绝将某个特定城邦视为自己的归属，而自称为“世界公民”，这被认为是最早明确表达世界主义信念的说法之一。对“世界公民”的追求，一方面体现为对超越民族地域的价值和利益的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营建有助于“世界公民”成长的世界政府和国际秩序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这两方面在启蒙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展。⑧ 启蒙理念强调理性、同情心、道德感以及审美想象力等品质，这奠定了启蒙价值体系中反对阶级等级、主张个体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反对偏见和仇外情绪、寻求和平与人类团结等世界主义核心要素。同时，这些核心要素又成了一些启蒙思想家从世界主义的视野出发探讨国际关系和司法理论的重要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康德，他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跨越国家的世界联盟这一构想，但这一联盟并非旨在消解国家的内部主权，而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之上，并在不断扩大交流的基础上得到巩固。⑨然而，法国大革命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催生了十九世纪狭隘激烈的民族情绪，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意识形态逐渐弥漫开来。随着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和帝国资本的不断扩张，经济和市场逐步跨越国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个体的文化认同、阶级差别和矛盾、民族国家的利益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更为错综复杂。这一早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引发了诸多探讨世界发展规律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批判以及他们对“国际主义”的构想和实践。相较于启蒙时期以人性论和道德哲学为思想根基的世界主义，作为世界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演变形式的国际主义更加注重世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形态。 福斯特在《霍华兹庄园》中描绘了两种既相关又不同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威尔考克斯所推动的世界范围的物质扩张与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跨越国家的文化态度。玛丽·埃利斯·吉布森从世界主义这一主题解读了该小说，但她忽略了施莱格尔姐妹对世界主义的反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仅提及狄比·施莱格尔所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难免会成为物质世界主义的附庸，因此，吉布森在其分析中很快就将“世界主义”等同为了“殖民主义”。⑩ 事实上，在该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弟三人和威尔考克斯父子虽然在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上格格不入，但却都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玛格丽特在感叹伦敦生活的动荡不定时，将“世界主义”描述为一种无根的社会存在，并指出这种发展趋势导致自然(nature)和人性(human nature)的背道而驰：“一个漂泊的文明在伦敦初露端倪，它正在深刻地改造人性，并且给人与人的相处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严峻的压力。在世界主义中……我们将无法从大地得到任何帮助。树木、草地和山川只会沦为景观，而它们曾经对人的性格施加的约束力将不得不借助爱来完成。”(11)面对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必然的归属关系，连施莱格尔姐弟这样处在优越的经济与社会阶层中的人也因住处改建而被迫搬迁，贫苦大众的命运则可想而知。小说的叙事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主义”的铺路人正是亨利·威尔考克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他依靠帝国贸易在非洲等殖民地聚敛财富，“用几瓶杜松子酒就从当地人手里买下了大片森林”，坐着汽车到处穿梭，“总是马不停蹄，希望成为大地的继承者”，并自以为在把“祖国的美德传播到海外”；可事实恰恰相反，他其实是“一个破坏者”，他的扩张野心也许会实现，但“他所继承的世界只会是一片灰暗”(see Howards:226-227,258)。 威尔考克斯所代表的“世界主义”不仅与帝国主义紧密捆绑在一起，还对文明的发展具有毁灭性。相比之下，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世界主义”则更多表现为个体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偏好，其含义与影响也更为复杂。施莱格尔姐弟虽出生在英国，但父亲是德国移民，该外族背景使他们被贴上了与外来分子语义相近的“世界主义者”这一标签。查尔斯·威尔考克斯在表达对施莱格尔姐弟的反感时，曾愤愤地宣称“德国来的世界主义者让[他]忍无可忍”(Howards:83)。“世界主义者”所包含的这层带有地域和族裔歧视的偏见，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保守社会观念的一种延续。乔治·艾略特对此也有所描写，在其小说《激进主义者菲力克斯·霍尔特》中，主人公之一哈罗德·特兰塞姆年轻时曾离开英国，到土耳其士麦那从事商贸和金融，并在那里生活了15年。当他重返家乡时，他被当地的托利派保守分子及其拥趸视为“放纵的世界主义者”，理由是那些在英国之外生活多年的人往往不仅信仰缺失，而且“性情随意，总想篡改大不列颠的社会机制，而罔顾正是那些机制让大不列颠从万国中脱颖而出”。(12) 就广义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这种狭隘的地域偏见与十九世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脉相承；而就《霍华兹庄园》所展现的具体社会氛围来看，在“世界主义”与文化归属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智识阶层本身尚且存在分歧，这在小说中体现为施莱格尔姐弟三人的态度差异。弟弟狄比虽自称“世界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智识精英，独自沉迷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对文化的地域根源不以为意，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和身边的人也漠不关心(see Howards:129)。他更像是一个对生活冷眼旁观的看客，虽具有审美鉴赏力，却没有任何担当精神。因此，泛智又唯美的狄比和信奉实用主义的亨利·威尔考克斯看似对立，实则相同，都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亨利·威尔考克斯的生存哲学是残酷的弱肉强食，认为“穷人的确贫穷，这让人遗憾，但也只能这样，文明在向前发展……非说谁要对此负个人责任，那简直是荒唐”(Howards:154)，狄比也对各种弱势群体不屑一顾，只拥有“冰冷的文化”(Howards:247)。小说通过对他们的嘲讽和批判，揭露了两者所分别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态度于社会进步并无益处。 施莱格尔姐妹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则有更多反思，对“无根世界主义”的消极影响也非常敏感。当她们迫不得已要在伦敦重觅住所时，海伦感慨道，他们的父亲“战胜了自己血脉中的德国人”，在英国扎根生活，但其实他们并“没什么真正的社会关系纽带”；玛格丽特则进一步强调，英国人性格中脚踏实地的特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总比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坚实可靠(see Howards:128-129)。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始终相信个体间的亲密情谊最难能可贵。玛格丽特的观察视角和思考判断被福斯特赋予了更多权威性，她不仅道出了小说的卷首格言——“只消联结!”，还表达了该核心观点所寄托的社会理想：“只消把平淡和激情联结起来，两者都会得以升华，而人类的爱也会达到顶峰。别再生活在碎片当中，只消联结，猛兽和苦僧都会因丧失生存所需的孤立隔绝而不复存在。”(Howards:1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