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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变化：用头脑和体温去写作 题材本身就内蕴着一定的主题旨向。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现。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己的体温。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 主题之于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题材本身就内蕴着一定的主题旨向。因此有些作家尽管写作时主题并不确定，但他只要对题材的把握到位，主题仍然能彰显出来。然而我们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同时也要用自己的体温去写作。 主题首先包含着价值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都会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现了社会主潮的价值内涵。张新科的《苍茫大地》是一部表现南京雨花台烈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许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对英雄主义主题的深入发掘。一方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底色：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孝顺、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写到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克劳娅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出对人类普遍认同价值的认同和推广，是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具体呈现。如果说《苍茫大地》写了叱咤风云的英雄，那么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和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写的则是典型的小人物，无论是宋梅用还是大姨妈，显然都没有值得宏大叙事的丰功伟绩，她们基本上游离于大历史潮流的边上，甚至其举动与历史进程相佐。但两位作家都看到了她们身上“好人”的一面，但是“好人”就一定好吗？任晓雯笔下的宋没用其实是以软弱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人生的进取。石一枫则要告诉我们，一个心善的人在精神上还得有信仰的支撑，否则她的善可能会办出恶事。这两部小说的小人物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的优势，因而也体现了作者不随众的价值观。 范小青写《桂香街》的目的是要宣扬江苏一位居委会干部的模范事迹，但作者并没有将此写成一篇单纯歌颂好人好事的作品，而是将小说主题调整到自己的文学思路中。范小青的文学思路之一便是寻找。从寻找的文学思路出发，范小青写《桂香街》就不是直接、正面地书写这一形象，而是设置了一个寻找的主线索：寻找居委会新来的蒋主任。《桂香街》的寻找是多方位的。林又红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最后寻找到了居委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长在桂香街上的老桂树，它象征着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对于范小青来说，寻找不仅仅是为了编织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而且也是她孜孜以求的精神。寻找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意向，人类不就是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开拓和丰富人类文明的资源的吗？孙惠芬在《寻找张展》中也确定了寻找这一主题，从而将一个关于中学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孙惠芬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寻找的仍然是“救赎”，不仅是对“90后”的救赎，也是对天下母亲的救赎，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救赎。而救赎惟有通过心灵的沟通才能实现。杨帆的《锦绣的城》也包含着拯救的主题，她针对道德日益败坏的现实，呼唤清洁意识，人人都需要清洁身体和灵魂。但她过于依赖感性的写作，导致一个精彩的主题在感觉的碎片中泄掉了。 一些重大题材似乎已预设了主题，要在主题上有自己的发现很不容易，但也并非不能寻找到突破点。比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写的是反腐题材。但他并没有将其写成一部在主题上中规中矩、在情节上追求戏剧性的类型化的反腐小说，他尽管高度认同党中央的决策，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因此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李佩甫的《平原客》以一名副省长杀妻的案件为主线，也有陷入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之虞，但李佩甫将其纳入到他一贯进行的关于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的变异和困境的思考范畴之中，出生于农村的李德林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又曾经是有“小麦之父”之誉的科学家，喝过洋墨水，他人生经历的丰富性也构成了他精神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另一条是今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且也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预设主题会形成一种在主题上的模式化思维，而且它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看似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所以不少作品都难免留下模式化思维的痕迹。如《苍茫大地》虽然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上有所突破，但在处理英雄的妻子叶瑛时，完全忽视了叶瑛这一人物的悲剧性，把她写成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人物，只是以她来陪衬许子鹤的政治意志；又如《重庆之眼》生硬地加入地下党在重庆策反国民党飞行员的情节，这些都可以说是模式化思维留下的败笔。 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己的体温。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陆天明的《幸存者》显然是带着体温写出来的作品。小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书写这段历史的小说有很多，而陆天明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疾风暴雨，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者”认识便成为了小说的主题。陆天明从幸存者的角度来书写每一个人物。像林辅生这位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工作后就参加了一次“幸存者”的聚会。而谢平抱怨历史不公时，他的战友则提醒他你还活着的事实，也是在提醒他你要庆幸你是一名幸存者。不同的幸存者会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鲁敏的《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小六因为一场车祸而成为一名失踪者，她在车祸现场捡起别人的证件以另一种身份生活在别处，这似乎实现了她内心隐秘的愿望。而小六的亲人和同事们在焦急等待小六归来的过程中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鲁敏由此发现，我们的精神信念中最缺乏的就是永恒性的东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和情感中弥漫着不确定性。这样的主题令我们反思。但我感到不满足的是，鲁敏在讲述中是那样地冷静，她在质疑笔下的人物时，似乎没有顾及他们身上尚存的体温，这影响到小说主题的展开。我以为，鲁敏如果带着她所独有的“东坝”式温暖来体悟城市，也许会有另一番惊艳的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