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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 2017年的长篇小说新作源源不断地涌向书店最显眼的柜台，也摞在我的书桌上。从整体上说，阅读这些小说的感受是愉悦的，我对作家们的努力并不失望。长篇小说仍然是当代文学的辎重部队，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在思想上的发现往往更愿意通过长篇小说表达出来。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我们不妨从变化与对策的角度来评述这一年的长篇小说。 题材变化：打破旧格局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2017年，如何打破旧格局在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中更具有迫切性。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对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代长篇小说具有较浓厚的题材意识，因此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当作家选择了“写什么”后，就要注意如何避免陷入“怎么写”的窠臼。刘庆的《唇典》在这一点上做得很精彩。这部小说以东北萨满文化为纬，以家族命运为经，书写了东北大地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地域文化小说，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角度去读解。但无论是地域文化小说还是家族小说都无法准确传达出《唇典》的精髓。因为刘庆的灵感来自口头文学，从而赋予“唇典”这个江湖词语以新的意义，表示要向一切口口相传的民族史和民间史表示崇高的敬意。这部小说充分利用了口头文学的资源，这些口头文学包括东北大地上流传的创世神话、民族史诗、历史轶闻、民间传说等等,并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勾画出东北百年的文化史和心灵史。刘庆抓住了萨满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珍惜。敬畏神灵，珍惜生命。刘庆怀着强烈的现实忧患呼唤逐渐消失的萨满文化之魂。曹志辉的《女歌》以湖南江永的女书为纬，以一家三代女书传人的命运为经，去叩问女性精神的内蕴，与《唇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既写出了女性意识逐渐觉悟的中国女性心灵史，也直面了女性真正全面解放之艰难。 题材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如何打破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旧格局也更具有迫切性。乡村小说一直是长篇小说的重镇，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日益兴盛的城市小说大有取而代之的阵势。事实上，二者并非营垒分明，而是具有相互融合之势。由此雷达等批评家提出了“城乡小说”的概念。中国的现实已经把乡村和城市紧紧地铆合在一起，为“城乡小说”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些比较典型的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中，作家们打破旧格局的倾向非常明显。如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完全讲述的是城市里的人物和故事，被认为写出了城市“众生相”。但我注意到，徐则臣并非写城市的权势者，而是写那些为生存奔波的人，写这些人的弱小和卑微。这种体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弱小和卑微汇合到一起又构成了城市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这其实是徐则臣对乡村精神的一种理解。所以他说，城市除了浮华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曹多勇的《淮水谣》看上去是很传统的乡村小说写法，但他将离乡与恋乡交织起来写，写出乡愁的一体两面，其意蕴完全溢出乡村题材的边界。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乡村叙述，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她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异化。 马笑泉的《迷城》写的是一座小县城。小城镇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空间，它处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处，衔接着城乡两种文化，最适宜展开乡村叙述与城市叙述的对话。但马笑泉并没有在乡村题材或城市题材上做文章，而是连走了两步“险棋”。第一步险棋是他选择执掌这个城市权力的最高领导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很容易将小说写成一部俗套的官场小说。马笑泉绕开了官场小说的陷阱，他选择这步险棋是为了选择更为宏阔的政治视点，通过政治视点可以辐射到城市的方方面面。第二步险棋是他以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突然坠落在住所楼下作为小说故事的开头，并将这桩不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悬案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很容易写成一部流行的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但马笑泉同样顶住了流行的压力，他之所以要紧紧抓住这桩命案的线索，是因为他要以这桩命案为引线，将本来互不关联的事件和人物都串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小城版图。《迷城》的文学意蕴很足。特别是马笑泉将他多年研习书法的心得融入叙述之中，既直指当下书法热的现实，又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还使小说增添了一份浓浓的雅趣。迷城之迷既在迷宫般的幽微，也在迷局般的险峻；更有对美好的迷恋和对思想的迷惑。 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对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便得益于对个人题材困局的突破。新疆的异域风情和绚烂文化是红柯最重要的题材，它开启了红柯的浪漫主义文学之路，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套路。红柯后来回到了家乡陕西，他在小说中加进了陕西的元素，新疆元素与陕西元素构成了红柯小说的复调性，但两种元素的融洽性又显得有所欠缺,因为他一直未能将新疆与陕西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清楚。终于，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他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红柯对于新疆与陕西的长期对话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新疆与陕西从文化渊源上是一体的。红柯的用意是要说，那个有着辉煌传统的陕西在现实中出了问题，而且他不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要归结出现实问题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阴柔观。这大概就是红柯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他由此赋予新疆的太阳墓地最具现实性的象征意义。 从题材的丰富性也能看出长篇小说与现实的亲密度。比如面对以经济为主潮的社会，经济逐渐成为一种题材类型，如丁力的《中国式股东》、袁亚鸣的《影子银行》等，但经济只是作者的切入口，要么像丁力那样写如何做人，要么像袁亚鸣那样对经济行为进行精神现象分析；乔叶的《藏珠记》化用了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手法，让唐代的一个女孩与今天对话，触及了永恒与瞬间的哲学话题；海飞的《惊蛰》则是将谍战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写法有效嫁接在革命历史题材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