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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作为自己的指导：写现实题材，写时代之变，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写现世里的沧海桑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文学诉求乃至美学追求也变得越发清晰，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贴着人物写”，又能发现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勾连关系，从而以具体人物入手，讲出专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故事。我参与编辑的《当代》杂志也是一本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文学期刊，它的办刊宗旨就是“文学记录中国”。上述观念都是前辈们反复强调过的，甚而在有些语境下稍显陈旧，但我本人似乎并没有因为文学方面的创新愿望而心虚、焦虑过，这想必是因为我信任自己所处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我相信，当下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是能够为自己这种风格的写作提供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的。比起内涵之新，形式之新已经是末技，比起文学所应负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文学内部的种种流变也仅仅是它的“内部问题”。 然而写作能力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在写作中真触及到与宏观社会、历史相关的大问题时，又总会感到力有不逮。我想，这还是由于阅历和学习的不足，使得我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缺乏总体性的把握。何为中国？何为当下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何为？当下的中国人又当何为？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现实题材写作的终极问题出现，然而作家的长处在于敏感，他们能把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呈现出来，但他们却又往往沉溺在细节之中，从而丧失了把握总体时代的能力，时而流于偏激，时而流于矫情，时而又很不负责任地用自己的情绪和感想去替读者一叶障目。如何在写作中完整、客观地呈现、认识所处的那个中国，这对于任何时代的中国作家而言，都是永恒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似乎又注定无法从文学内部找到答案。能否获得对时代的宏观、高屋建瓴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在文学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