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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罗蒙诺索夫于1758年提出的“文体三品说”，由“词汇三品说”和“体裁三品说”构成，公认深刻影响了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及诗学的形成与发展。相比之下，对俄语的影响讨论较多，对诗学(文学理论)的影响却很少专题研究。本文梳理“文体三品说”国内外研究现状，根据罗蒙诺索夫传记溯源该理论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诗学的学理关联，从诗学角度分析该理论与18世纪俄罗斯修辞学、古典主义文学及俄语文学语言的关系，探讨该理论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及其之后的演变，藉此管窥俄罗斯古典主义诗学面貌，以助益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及其后民族诗学之形成的探索。 关 键 词：俄语/文学/修辞/诗学/“文体三品说” 作者简介：蒙曜登，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在《论俄语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中指出：“人类语言所描述的对象，可按照其重要性划分出不同等级，俄罗斯语使用宗教书籍，也可按重要性将词汇分成不同等级：高级、中级、低级。”[1](588)这便是“文体三品说”(теория трёх стилей)的重要基础。他在文中还详细阐述了词汇的品级界定，也即“词汇三品说”：“一是书面斯拉夫语，口语中不使用，但有文化的人认识……其中有些十分陈旧的词汇应予剔除……；二是斯拉夫语和俄语共有的词汇……；三是日常使用的俄语口语……。”[1](588-589)接着罗蒙诺索夫又将文学体裁分列高、中、低三级，提出了“体裁三品说”，并指出各品级词汇的适用范围：一为高级文体(英雄史诗、颂诗、悲剧、描写重大题材的散文作品)，用第一、第二类词汇；二为中级文体(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歌、哀歌、记述“值得纪念的事情和高尚的学说的”散文)，用第二、第三类词汇，也可用一些古斯拉夫语；三为低级文体(喜剧、小说、散文体书信)，基本用第三类词汇。[1](589-590)“词汇三品说”和“体裁三品说”也是中俄学界研究“文体三品说”的两个基本视角。 学界大多从“词汇三品说”入手研究该理论的修辞功用，着墨于该理论在消除二语现象、纯洁俄语、建构俄语功能修辞体系等方面的积极贡献。如中国学者认为，“罗蒙诺索夫是修辞学之父”，[2](26)他据Риторика理论，建立起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修辞规范，[3](1)、[4](17)“为建立俄语功能修辞学这门学科奠定了可靠的基础”[5](19)等等；俄学者亦然，如德米特里耶夫(И.И.Дмитриев)认为，罗蒙诺索夫的理论将古、旧词从书面语中剔除，纯净了俄语，是俄罗斯标准民族语的创始人，[6](32)而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则认为，“罗蒙诺索夫为我们缔造的民族语体系可媲美意大利语、法语”[7](第三卷，642-643)等等。 当然，也有部分中俄学者侧重于“体裁三品说”，提及“文体三品说”的诗学特质，如，“文体三品说”对文学艺术作品体裁的划分是有等级之别的，[8](5)对语言与文体的严格划分体现了古典主义原则，[9](18)“将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10](第六卷，43)对古典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11](50)等等。俄国学者季莫费耶夫(П.И.Тимофеев)所编的文集中有学者指出，该理论“对于俄罗斯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巨大意义。”[12](47)科瓦列夫斯卡娅(Б.Г.Ковалевская)指出：“‘文体三品说’的词汇和文体分类规则具有一定的拓展性。”[13](34)尼古拉耶夫(П.А.Николаев)等人在《俄罗斯文艺学史》中指出，“文体三品说”的文体分类原则具有民族特色，所体现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作家和读者中得到一定的传播，[14](27)而1787年出现的四种文体(“高雅”、“普通的”、“简单的”、“诙谐的”)概念则是对“文体三品说”的发展。[14](31)但需要指出，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并未深入探讨该理论的诗学渊源、价值及演变。 可见，中俄修辞学界、诗学界虽从不同角度阐释“文体三品说”，但却共同揭示了该理论修辞、诗学二重性，区别在于，修辞学视角研究较为全面、详尽，而诗学视角虽多有提及，但探讨尚待深入。鉴于此，本文将探讨俄罗斯“散文、诗歌三分法”与“文体三品说”的关系，结合学者自传推断“文体三品说”与古希腊、罗马“三层风格说”的学理关联，然后，从修辞学、语言、文学三角度揭示其诗学价值，最后描述其在古典主义之后的演变，以期还原此理论在18世纪俄罗斯标准语、民族诗学、文学形成关键期的作用，以助益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和诗学研究。 1.“文体三品说”的诗学渊源考据 关于“文体三品说”之渊源，国内外均有所论及。国内学者，如，张会森[3]、陈楚祥[15]、郅友昌[16]、王福祥[8]等均对该理论的古代渊源作了结论性概述，未深入考据，而俄罗斯学者则关注该理论与俄历史上类似“三分法”的关系，如，尼古拉耶夫等人认为，沃洛格达主教马卡利(Макарий)在他的《修辞学》(1617-1619)中所阐述的《论三类语体》将文体分为“高雅的”、“谦恭的”和“不卑不亢”三类，它与“文体三品说”的形成有关。[14](15)沃姆佩尔斯基(В.П.Вомперский)则认为，乌萨切夫(М.И.Усачев)拓展了马卡利的理论，将言辞分为“平实”、“中级”、“高级”三品，这与18世纪的“文体三品说”一致。[17](30-31)这些推断虽均持修辞学立场，但对“文体三品说”的诗学渊源探究有重要启示意义。 17—18世纪是俄罗斯民族标准语、诗学、文学形成的关键期，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学人积极吸收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精华，借鉴德、法语言及文学资源，结合俄语实践经验，提出了若干修辞、诗学理论，于马卡利之后罗蒙诺索夫之前，有确切记载的除了乌萨切夫的理论之外，还有两种“三分法”理论，且均脱离了单纯的修辞学视角，有体裁分类的诗学倾向，与“文体三品说”学理关系密切。 其一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的“散文三分法”。据尼古拉耶夫等人考证，费奥方“根据描写对象重要性的程度来研究各种诗歌”，区分出了史诗、哀歌、抒情诗的等级关系。[14](20)而在《论语言的三种文体，即高雅的或庄重的文体、中间的或华丽的和低级的或简单的》中，他依据同样的原则又明确区分了散文的体裁等级关系，认为，“在崇高的语言中、在议论和思考中，自然是高雅的文体，低级的文体用于给朋友的书信、对话和专论，中间文体适用于颂扬(称颂之词)和历史描写。”[14](20) 其二是特列佳科夫斯基(В.К Тpeдиaковский)的“诗歌三分法”。他同样依据描写对象的重要性，认为“‘叙事’诗是‘最高雅的一类，’‘它用可以设想的叙述方式描写自知必须完成某件事情的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用以唤起对美德的爱。’他认为‘抒情诗’……‘歌颂最高雅的，最高尚的，有时也歌颂温情题材的’颂诗，就其意义来说，属于第二位，属于一般‘高雅’的一类。而所有其他种类的诗歌，其中包括戏剧类，在他看来都是普通的，而不是高雅的。”[14](21) 比较上述两种分类法与“文体三品说”不难发现： 第一，二者的文体分类均虑及描写对象的重要性，这与“文体三品说”的分类原则一致； 第二，二者均以史诗而非戏剧为高雅文类，体现了18世纪俄国文论的显著特点，此亦与“文体三品说”一致； 第三，二者对高级、低级文体的区分也与罗蒙诺索夫“文体三品说”基本一致，虽中级文体体裁范围略有不同，如，费、特两人分类中颂诗属于中级文体，而罗则据古典主义文学要求将其列入高级文体内，使得“文体三品说”顺应俄罗斯文学发展大势。 显然，上述两理论已涉及“体裁三品说”基本内容，罗蒙诺索夫极有可能按照“描写对象重要性”原则综合上述散文、诗歌“三分法”，并结合俄罗斯语言现状和古典主义文学发展要求将若干体裁归入文体三品级内，再将词汇品级与文体品级相对接，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文体三品说”便由此成形，正如莫伊谢耶娃(Г.Н.Моисеева)所言：“罗蒙诺索夫的‘词汇三品说’乃至‘文体三品说’所具有的特色说明他深谙俄罗斯民族文学特点。”[18](263-265)此番评价并不突兀，毕竟“新的俄罗斯诗学诞生于1735年”，[14](24)而此民族诗学的奠基人恰恰是罗蒙诺索夫的同代人特列佳科夫斯基。 因此，从理论关联度上讲，费奥方与特列佳科夫斯基的散文、诗歌“三分法”理论对罗蒙诺索夫的影响更为直接，或是“文体三品说”的直接基础，但又不得不承认，马卡利的《论三类语体》“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到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之间已经出现脱节现象”，[14](16)而罗蒙诺索夫则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就实质而言，包括马卡利《论三类语体》在内的所有17世纪文论和修辞学“从根本上都不是(俄罗斯)民族的，而是来自不同的拉丁系的《文论》和《修辞学》”。[14](17)因而，要溯源“文体三品说”，还务必考察“拉丁系”“三层风格说”的影响。 据传记记载，罗蒙诺索夫“掌握了拉丁语，能用希腊语阅读”，[19](10)甚至在被科学院监禁期间仍“反复研读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经典著作，收集了大量素材，准备着手写作《修辞学》”，[19](34)还翻译了包括西塞罗在内的多位古希腊、罗马名家的经典著作，且大受欢迎。[19](110)所以，类似于“罗蒙诺索夫在自己的颂诗中大段援引西塞罗、普林尼的言辞”[6](32)之说法，抑或罗蒙诺索夫“主要是沿袭古希腊的三体论”[3]的论断，甚或“三语体理论(高语体、中语体和低语体)源自古希腊、罗马，罗蒙诺索夫将其运用于俄罗斯标准语”[20](6)等推断亦有据可考，因为罗蒙诺索夫“文体三品说”的两大构成部分，也即“词汇三品说”和“体裁三品说”，均可溯及古代“拉丁系”修辞学和诗学。 如，“文体三品说”之内核最早可溯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风格论，[21](188-191)后经西塞罗《演说家》进一步明确，虽该著大论修辞手段对演说风格、效果的影响，[22](776-853)但仍能看出“三层风格论”的概貌，如后世学者所总结：“西塞罗认为，不同的演说内容还应依其不同的庄严等级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等级(generа dicendi)：对于高贵的内容就应该高贵地谈论，对于中等平庸的内容就应该适度谈论，而对于低下内容就应该平实简单地谈论。”[23](129)高贵、中等、低下三风格等级分别主要以“华丽的语言”、[22](790)“借用的语词”、[22](799)“日常习语”[22](795)为特征，风格之别实乃词汇之修辞等级区分。可见，罗蒙诺索夫强调词汇修辞等级之别的“词汇三品说”在“三层风格说”中已有先例。最为重要的是，西塞罗还将演说主题(或描述对象)与“三层风格”相对接：“用朴素的风格讨论小事，以中等的风格讨论意义适中的事，以宏大的方式讨论大事”。[22](802)这说明“文体三品说”所遵循的文体品级分类原则亦在“三层风格说”内出现。 再如，中世纪的学者们甚至将“三层风格说”用于诗学，根据描述对象、体裁，将维吉尔的《牧歌》《农事诗》《埃涅阿斯纪》分列低、中、高三层次之上。[23](138)之后，莱辛的市民悲剧对传统诗学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力，其原因便是“将民间语言……纳入狂飙突进戏剧中，可能的情节承载者的范围扩大至来自低等阶层的人物等等”。[23](139)其实质是通过混淆词汇等级来打破体裁等级秩序，以获得诗学意义上的解放，这恰恰显现了“三层风格说”作为规范诗学的潜能，此间亦有“文体三品说”之“体裁三品说”的雏形。 当然，不管是罗蒙诺索夫直接效仿古代“三层风格说”，还是经由俄学界前辈、同仁借鉴古代修辞术及诗学精华，古代“拉丁系”修辞学及诗学遗产内核对“文体三品说”的影响均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