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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完整意义上的“契诃夫学”应当从正反面加以建构。在俄国文学史上，白银时代的文化领袖们流露出反契诃夫的集体情绪，而安年斯基、阿赫玛托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则是“反契诃夫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社会评价、 精神价值角度，剖析白银时代文学精英排斥契诃夫遗产的深层原因，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契诃夫的创作特质，反观白银时代的时代主题和审美诉求。 关键词：“反契诃夫学”；白银时代；契诃夫 作者简介：徐乐，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Title: Antichekhoviana in Russian Silver Age Abstract: A complete Chekhoviana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tichekhoviana was particularly typical in Russian Silver Age, cultural leaders at that time showed a collectivemood against Chekhov, and Annesky, Akhmatova, Merezhkovsky, Gippius, etc. were the chief of antichekhovians. The analysis from literature criticism, aesthetic paradigm, social judgement, spirit value reveals deep reasons why literature elite of Silver Age rejected Chekhov’s heritage, thus not only helps to comprehend Chekhov’s creation features, but also reflect the times theme and aesthetic appeal of Silver Age. Key words: Antichekhoviana; Silver Age; A. P. Chekhov Author: Xu Le, Ph. 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Email: yzxule@sina.com 一 托尔斯泰曾表露过这么一种想法：契诃夫的作品和主人公不但得到全部俄国人，而且得到全人类的喜爱——这一善意的评价看来并不那么准确。实际上，批评界责难契诃夫的声音伴随他的终身：认为他是一个“冷漠的”作家。与此同时，契诃夫一直拥有广泛和忠实的读者群。19 世纪末占据思想界主流的民粹派批评家领袖之一斯卡比切夫斯基虽然坚持断言契诃夫缺乏思想，但也不得不承认：“契诃夫先生的新短篇小说……对读者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而许多所谓的思想性作品却做不到”（Скабичевский 520）。 20 世纪初契诃夫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按照当时一位批评家彼涅金的说法：“即使不承认他的才华的人也都在读他，因为不知道契诃夫的作品就是落后的特征，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经常进行关于契诃夫的交谈和争论”（Муриня 15）。从1910 年代起， 俄国文学界已经普遍将契诃夫确立为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边界”、“新的征兆”、“边境站”，从他那里延伸出“所有的道路”（Муриня 15）——它们通向新的文学，新的生活。从契诃夫开始，俄国文学必须分为契诃夫之前和契诃夫之后两个阶段，因为他的创作已经 被广泛承认，使得整个文学环境和读者趣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许多评论家断言，契诃夫是真正的“革命者”、“俄国语言的改革者”、“伟大的文学的重新审视者和重新评价者”（Муриня 15）。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相信，契诃夫之后再也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样子来写小说。 世纪之交，俄国文化在全面吸纳契诃夫创作遗产的同时，发生了一场以“白银时代”命名的规模宏大的现代主义运动。按照学界的归纳，如果“白银时代”不只是一种“小写” 的“隐喻”，而且演化为“大写”的“概念”①——即扩张为特定的历史—文化综合体， 具有某些统一的、极其丰富的审美特性和精神氛围，那么“契诃夫和白银时代”这一比较 命题的提出便拥有充分的学理依据。②而广为人知的是，白银时代的许多代表人物，包括第一流的大诗人、文学家、戏剧家、思想家，都曾郑重表达过对契诃夫的不满，甚至是尖锐的非难。比如难以归类的现代主义诗人安年斯基、库兹明，象征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阿克梅派的阿赫玛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流亡诗人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短暂栖身未来派阵营的早期帕斯捷尔纳克，革命后的未来派领袖马雅可夫斯基；戏剧界则有契诃夫原先的崇拜者，后来的先锋派导演和剧院经理梅耶霍德，借《海鸥》而飞翔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③令人惊异的是，契诃夫大力提携的后辈作家，与契诃夫有着深厚的个人情谊和密切交往的布宁，也在流亡期间突然爆发对契诃夫剧作的强烈愤恨（当然，矛头主要指向莫斯科艺术剧院和高尔基）。④ 作为一个被请入19 世纪文学神殿，地位堪与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肩的经典作家，契诃夫不但在身前饱受争议，甚至在整个20世纪也不断遭到质疑和背弃，从整个俄国文学接受史来看，这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文学异象。但尤为悖谬的是，作家所遭到的尖锐指责，往往却能从反面比赞美之词更加鲜明地凸显出契诃夫的创新之处。因此，围绕契诃夫的创新出现的批评意见，违背批评家本人的意志，获得了独立的观照价值，成为研究契诃夫时不可或缺的参照对象。另一方面，对契诃夫的否定构成了一幅见解、评论、判断的色彩斑斓、结构复杂的画面，反映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以及后来苏联各个时期自身的美学诉求和时代主题。因为这两重原因，俄国的契诃夫学家们和文学史家们把围绕契诃夫的争议和批评资料总体命名为“反契诃夫学”，作为正统“契诃夫学”之对反；并且由于 20世纪不断的补充和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解说，“反契诃夫学”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为透视契诃夫的拥戴者与反对者们自身的文学创作、生活态度和作家自我意识提供了独到的角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在国内，有关契诃夫的影响，后辈作家对他的爱戴和继承的话题，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研究，但从反面接受甚至攻击契诃夫的言论，则还很少有人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而只有从正反两方面做全面的观照，才能绘制出“契诃夫学”的完整面貌。 二 在“反契诃夫学”的历史上，白银时代作为与契诃夫身后最贴近的文化历史时期，有 着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时代，文学界和思想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关注到契诃夫的创作，并且专门撰写严肃的批评文章。要知道契诃夫生前只是“引起了两耳垂肩的批评家的注意”（契诃夫 14:181）；而同时代的文学大师们，无论当时的文坛泰斗格里戈罗维奇、格·乌 斯宾斯基，还是享有盛誉的迦尔洵、柯罗连科，都没有为他专门写过文章。⑤白银时代之后， 随着战火逐渐消退，到 1944 年契诃夫首部全集的筹备出版，契诃夫在苏联国内外人的心 目中已经成为“正常的经典作家”（Сухих, “Сказавшие «О!»” 34）。以后，在一流的学者 和作家中，虽也不时响起反对契诃夫的声音，但这都属孤立的零星现象，远远无法达到白 银时代如此集中的规模，而且在很多地方都重复了白银时代反契诃夫的论调。 前文说过，白银时代的许多优秀作家，尤其是诗人，以各种形式，从各个角度，对契诃夫的创作展开“围攻”。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安年斯基可能是白银时代第一位挑起“反 契诃夫学”的大作家，他在书信中说：“俄国文学必须陷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沼泽里，并且与托尔斯泰一起砍掉百年大树，由此成为这个房前小花园的女主人……我再也不想读契 诃夫了。他的头脑是干枯的，而且他企图杀死我们身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Анненский 459-60）。应该说，把契诃夫与经典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比，贬低 前者而抬高后两者，是白银时代文学家们攻击契诃夫的惯用手段。⑥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谈 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这两个巨人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随即话锋一转： “契诃夫和高尔基正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俄国知识分子”，而且他们两人把“俄国文学的 最后两个巨人从我们身边排挤开了”（梅列日科夫斯基 323）！他的妻子吉皮乌斯以更加 尖锐的方式解说丈夫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万分地穿过整个大地，直抵最深处、第二层天；契诃夫 则沿着光滑的、舒缓的斜坡把我们拉至不深的、柔软的洞穴，那里甚至连第一层天也没有” （Чудаков, “Чехов и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60）。他们的同道人菲洛索福夫则写道：“在陀思妥 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里总是：‘高则直入苍穹 / 深则堪比海洋。’在契诃夫那里没有任何深度和高度，没有皮立翁ft和奥萨ft”（Философов 221）。在“反契诃夫学”方面特 别积极的库兹明，用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名字标志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各 个阶段，认为契诃夫“有着极端的地域局限，而且暗中起到破坏作用”（Хализев 13）。 阿赫玛托娃把契诃夫与自己的偶像——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立：在契诃夫的世界里“没有英雄和受难者，没有深度，没有黑暗，没有精神高度”（Курт 77）。 在白银时代诸多反对契诃夫的言论中，阿赫玛托娃的表现特别引人注意。要知道阿克 梅主义者们与自己叛逆的同龄人未来主义者不同，对文化传统天然怀有深刻的眷恋之情，从来不曾扬言要把经典作家“从现代性的轮船上抛下去”（马雅可夫斯基语），但基本上 对契诃夫持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⑦在这一背景下，阿赫玛托娃对契诃夫的态度显得尤其具有尖锐的攻击性。许多回忆录作者记录下阿赫玛托娃对契诃夫的严厉指责：契诃夫的艺 术中缺乏英勇豪迈的气概；契诃夫对俄国生活一无所知，所以丑化了革命前的俄国；等等。伊里因娜的回忆记录下在辩论高潮中怒不可遏的阿赫玛托娃的言词：“他（即契诃夫—— 笔者注）是怎样描写最高阶级的代表的？！……他不了解这些人！高于火车站站长助理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Ильина 123） 曼德里施塔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示赞同，说“契诃夫向从未有过的人的‘泥潭’里撒 网以捞取样本”（Мандельштам 522）。这里，批评已经从文学意义转向生活语境。按照他们的意见，契诃夫的“污蔑之词”系对俄国现实的抹黑（后来的苏联正统文论也是用同类的话语来定义契诃夫创作的“失败”）。 三 白银时代的文化精英们如此排斥契诃夫及其影响，与白银时代美学范式发生革命性转换有一定的关系。“世纪之交的作 家们感觉到席卷所有领域的时代危机……所有的人都明白，必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阿格诺索夫 2）。虽然白银时代中每个人对危机和摆脱危机的手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与“黄 金时代”保持独立的自觉态度，对周围生活秩序的怀疑，面对历史终结和期待以新的神秘 主义本原复兴文化的启示录情绪，“重估一切价值”、解放人的个性的反叛精神，是这一 时代文化精英的共识。勃洛克在 1921 年写道：“世纪的开端充满了本质上新的特征和预感”（Блок 6: 154-5）。这些新的征兆反映在文学中，则是文学家们注意到生活潮流的剧烈变化， 致力于推陈出新，在现代主义文化基础上改造经典遗产并开拓自己道路的创造激情。 恰恰在 20 世纪初，契诃夫获得了“文学王国的皇太子”的绰号（最近的两位王者是 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家声称在契诃夫身上看到“我们的大作家们的 普遍认可的原则”（Кузичева 264）。此时若是认为契诃夫地位已经接近托尔斯泰，等同 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则是被俄国知识界当作自然而然的情 况。可是，与契诃夫相联系的这些伟大的名字一方面为白银时代诗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另一方面也造成巨大的压力。于是象征主义者提出，在新旧文化时代的转折之处，“对已 然被确立的价值的重估……只能是无情摧毁已经死亡的、不真实的、阻滞思想运动的观念。 需要重新翻耕土地……无论犁头下碰到什么神圣的遗迹，也不得不继续工作……为了新播种的作物和未来的发芽”（Чудаков, “Чехов и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63）。象征主义者为确立自 己新的哲学文化范式和新的文学风格范式，不惜抛开 19 世纪的价值典范；在体裁领域里， 则发生了从散文到诗歌（主要是哲理玄想性质的）决定性的重新定位。布姆彼扬斯基总结说， 象征主义者们本质上固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Л. 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的一贯对立的 情绪”（Пумпянский 536）。契诃夫的创作恰恰成为经典小说在年代上最近的标志性符号， 而契诃夫本人在当时有被“封圣”的苗头，反对契诃夫便理所当然成为白银时代艺术家离经叛道的手段。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要知道白银时代的文学家们对其他经典作家，尤其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崇备至，甚至当作精神导师，为什么唯独无法容忍契诃夫的经典地位？ ⑧这里起更大作用的可能是价值导向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白银时代的诗人若真的吸收契 诃夫的写作经验，则无异于艺术上的“乱伦”，因为“新的宗教仪式型艺术能够与 19 世 纪的分析型艺术、说教型艺术达成谅解……但与把艺术只解释为手艺的契诃夫达成谅解， 是不可能的”（Найман 48）。年轻的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在 1904 年的信中对别雷的诗集《蓝 天中的金子》的评价，可以标示出契诃夫与现代主义者的距离：“在俄国诗歌中最终出现了清新和纯洁，仿佛星光闪耀的宝石瀑布洒落下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写生画、契诃夫式的情绪，其灰尘的密度超过任何一种肮脏灰暗的色调”（Иванова 33）。 可能，果戈理的怪诞笔法，列斯科夫的传奇故事，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残酷的天才”，比起契诃夫对隐藏在灰暗生活表面下“潜流”的深入挖掘，更容易为白银时代的人所接受。 四 在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契诃夫的创作对于阅读者和解释者而言都不只是单一的审美现 象，也是社会现象和伦理现象。契诃夫被卷入了道德论战的风口浪尖，美学视角与社会学、 心理学视角在论战中被整合在一起。正如当代文论家埃泼施坦所说，恰好在这一时代，文学批评不再是只是直接意义上的批评，并且偏离解决纯粹的文学任务，“成为独立的文化 级别，借助文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Эпштейн, Парадоксы новизны 182），进而履行文 学之外的社会评价功能。罗赞诺夫回忆说，契诃夫“太像是‘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样有罪”（Розанов 299）。安年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契诃 夫的文学人物——是艺术的‘留声机’的产物，他向我传达我的声音，我的话语”（Анненский 82）。一些普通人也写到在契诃夫主人公身上发现了自己命运的平庸、灵魂的堕落。 但更为奇异的是，契诃夫的文学似乎能够超出文本的界限，影响、指引读者的现实感受和行为方式，进而让人产生文本与生活相互“颠倒”的错觉，一位外省的评论家直言， 此时此地，现实中的“一切——都剽窃自契诃夫”（Степанов, Проблемы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у Чехова 9）。艺术似乎改造了现实经验，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演员在演出自己的生活，而且在内心接受并延续戏剧人物的生存命运。在散文中同样如此，读者自觉按照契诃夫 的节奏调整自己的生活，使自己认同契诃夫笔下那些问题缠身的主人公，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现实生活的对照体。 契诃夫的恶毒反对者们同样娴熟地使用这种艺术文本向现实经验的渗透方法，在道德上抨击契诃夫的主人公，并且将文学主人公身上的罪过推演到读者身上：“这幅充斥日常 琐事和庸俗习气的王国的画面，就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你们没有能力去抗议……你们自己道德软弱，一无所用，令人厌烦。这个所谓的大艺术家便是这样从本性上描摹你们的” （Муриня 16）。原文中连续十多次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们”，以唤起读者同仇敌忾反 对契诃夫的心理。然而，契诃夫本人的书写态度和在书信里表白的，文学与读者的新型关系， 确实也为这种评价提供口实。 可是，被刺中“隐痛”的不只是普通读者，还有白银时代的诗歌精英——无论多么令人诧异，这里甚至包括阿赫玛托娃！回忆录作者纳伊曼摘引阿赫玛托娃十七到十八岁之间 的书信，它们仿佛属于“契诃夫笔下那些对愁闷的生活感到不满的外省姑娘”，散发着契诃夫短篇小说里庸俗生活的气息（Найман 40）。仿佛是对契诃夫作品中揭露那自己也曾 置身其中的“陌生的、粗俗的和肮脏的城市”的抗议，阿赫玛托娃屡次向同时代人证明过 去曾经有过“恢宏壮丽的生活”（Козловская 390），过去的人即使身在外省也满怀“崇 高的理想”（Лосев 211）。联系到具体的人，阿赫玛托娃尤其无法容忍：“契诃夫描写了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俄 国中学古希腊语文学家。套中人！而英诺肯季·安年斯基就是俄国中学的古希腊语文学 家！”（Бабаев 14）阿赫玛托娃为之打抱不平的安年斯基是女诗人“视之为师”（Ахматова 208）的诗歌前辈。作为知名的“反契诃夫学家”，他有一段话十分中肯，仿佛是对自己和“女 弟子”的纠正：“契诃夫是在为我们感觉，是我们在契诃夫的话语里或者幻想，或者忏悔， 或者夸口。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不是由契诃夫负责的……”（Анненский 83） 五 文格罗夫在三卷本的《20 世纪俄国文学史》中把 19 世纪九十年代到 20 世纪初称为“新 浪漫主义运动阶段”。他指出，把那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家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平庸的传统的挑战，是‘对高、远、深的追求，这追求只是要远离令人厌恶的平淡无味、单调平 凡的无所作为’”；因此白银时代的主导特征，是“精神和物质统一的思想，对洞察人生、 生与死的永恒秘密的向往”（阿格诺索夫 2，3）。白银时代的文化精英们与日常生活格 格不入，他们的思想和做派断然远离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远离平常人的忧虑和悲伤，处在 完全不同的、“超乎世界之上的”（Хализев 14）领域。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视为音韵优 美的诗的工具，在生活里力图模仿当时流行的文学主人公，把自己的生平“当作表演来理解” （Пастернак 228），有时候直接导致悲剧性的结果⑨（正如契诃夫在戏剧《海鸥》中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预言）。 在“反契诃夫学”的历史上，白银时代新艺术的发起者、领袖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 乌斯夫妇的表现，以及契诃夫对这两位年轻后辈的态度，特别有代表性，也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梅列日科夫斯基的 批评文章处女作“论新天才的老问题”即是对契诃夫的评论，发表在 1888 年的《北方通报》 上；批评家本人也以此文引起契诃夫的注意。此后契诃夫在书信中不断提到作为批评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且对他不乏好感。契诃夫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过往最密切的时期是 1891 年到 1892 年，在 1891 年春天，契诃夫与苏沃林结伴去欧洲旅游，在威尼斯偶遇梅列 日科夫斯基夫妇，契诃夫在笔记本上留下记录：“晚上，和梅列日科夫斯基讨论死亡”（契 诃夫 13:444）。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则分别撰文回忆这次与契诃夫的相逢——无论在细节陈述还是在思想评价上，这两篇文章都高度吻合，可谓这对象征主义伉俪为“反契 诃夫学”文献所奉上的珠联璧合之作。在他们的回忆中，契诃夫对意大利具有悠久传说和 文化气息的名胜古迹无动于衷，而他们自己则为这些遗迹的光荣历史兴奋不已，溢于言表。 为此，梅列日科夫斯基指责契诃夫在威尼斯“只顾着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48）；吉皮乌斯说契诃夫“确实对‘欧洲奇迹’有点不以为然”（吉皮乌斯 215），这让 陶醉于崇高的艺术情感中的夫妻俩无法容忍。可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对契诃夫而言恰恰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声音；而契诃夫式的直面世界的态度，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妻透过 文化概念和逻辑命题的棱镜观看世界的方式，怎能不产生冲突？ 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对契诃夫的观察并不符合真相，契诃夫的书信证明，他对 “欧洲奇迹”的激赏之意丝毫不逊于他们（契诃夫 15:145）。契诃夫不愿意在抽象领域里高谈阔论，是他在生活和创作中主动贯彻的一项原则。与之截然相反，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夫妻所代表的新艺术家们最为害怕的，是 沦为大众的背景材料，屈服于日常生活的共同潮流。为此他们追求脱颖而出，追求标新立异， 甚至以乖僻越轨的行径展现其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老一辈象征主义者勃留索夫藐视芸芸众生，夸张地强调自己的天才：“我将来要写一本书《这就是我》，它将是对所有人类种族的巨大的嘲弄……它一定会找到崇拜 者”（Брюсов 39）。再看看他记载的吉皮乌斯在社交场合的表现：女诗人手持吉普式长 柄眼镜，女扮男装，带着一种故意吸引眼球的逞强姿态朗读自己写的令人惊诧的诗（Брюсов 136）。据另一位同时代人的回忆，吉皮乌斯“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她自信直率地判断一切，不考虑习以为常的概念，她也喜欢以‘逆反的’见解惊世骇俗”（Богомолов 12）（这样的“与众不同”，在契诃夫笔下往往成为讽刺的对象⑩）。而吉皮 乌斯则反过来认为契诃夫格局渺小，因为他尽管“才华卓越”，但没有宗教世界观，是“缺 乏生命力的先知”（Капустин 243）。一贯“妇唱夫随”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也不断地向契 诃夫纠缠“永恒问题”，但后者总是用玩笑来搪塞（Гаспаров 57），这让梅列日科夫斯基 十分失望——须知在他的文学等级表里，即使连托尔斯泰都因为缺乏“精神性”而稍显逊色。阿达莫维奇把梅列日科夫斯基沉醉于其中的这种“精神性”比喻为“特殊的、后浪漫主义的、 空洞的、僵化的乙醚”，如果没有它，“梅列日科夫斯基就会痛苦地‘窒息’，像很多他这种气质的新人一样，他只能靠这种乙醚呼吸”（Адамович 54）。 吉皮乌斯在那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认定契诃夫的言行过分“正常”，因而缺乏神圣 性（吉皮乌斯 214）。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评价与妻子如出一辙，不过，他用“平凡”一词来代替“正常”：契诃夫是“与我们相等的、站在我们身边的、平凡的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51）无论“平凡”也好，“正常”也好，都是契诃夫的“欠缺”甚至“罪过”，都是与 象征主义者认定的“天才”、“创造”相对立的品质。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此有明晰的阐释， 在文章《契诃夫与高尔基》中，他承认契诃夫“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当代俄国的日常生活”， 但这里隐藏着他的“弱点”，因为“除了这种日常生活以外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契诃夫的主人公没有生活，有的只是日常生活……”（梅列日科夫斯基 305-306）吉皮乌 斯进一步对“日常生活”和“生活”做了区分：“这是两个彼此排斥的概念。日常生活从 生活终止的那个点开始……唯独生活才是创造。创造排除日常生活”（Чудаков, “Чехов и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60）。 难怪，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吉皮乌斯的婚姻被认为是一种“几乎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亲密联盟”（Богомолов 9）。在他们眼里，日常生活是如此微不足道；而普通大众则被嘲讽 地命名为“药剂师”，与他们心目中的少数选民（诗人、哲学家）处在极端的对立之中。而契诃夫却将自诩为“选 民”的心态解释为一种精神病类型——自大狂。既然契诃夫排斥精英情绪，不属于“选民”，那么就不值得白银时代的精英去注意和尊重。可是，契诃夫的作品中关于道德、义务、良心、 责任、服务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他自己在个人生活中也体现出高度的奉献精神，这对于生活在“塔楼”中的神秘主义小圈子而言，无异于一种活生生的责备。而契诃夫又是如 此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更加刺激了白银时代那些崇拜超人精神的精英集团。 六 白银时代广泛存在的“反契诃夫学”有广泛的社会—文化根源，也深刻影响了 20 世 纪的学者和作家群体。比如，巴赫金就断言契诃夫受社会日常生活的局限，因此其作品缺 乏“深度和力量”（Бахтин 384）；埃泼施坦极言契诃夫“与他的主人公一样墨守成规”， 作家“从高尚的庸俗立场批判卑鄙的庸俗”（Эпштейн, Слово и молчание 511）。在作家 中“反契诃夫学”的先锋是西尼亚夫斯基，他在 1973 年出版的《合唱中的声音》里把契 诃夫想象成一个“生活枯燥无味”的人，“以琐碎的小事和强作的旧俄中学生的幽默填补 空虚”（西尼亚夫斯基 126）；深受阿赫玛托娃影响的布罗茨基委婉地批评契诃夫“不够 玄妙深奥”，“灵魂缺乏进攻性”（Бродский 335）；索尔仁尼琴则批评契诃夫轻率地丑 化俄国生活，认为他缺乏“向上的渴望”（Катаев 322）——这些责难在某种程度上呼应 了白银时代的判断。 可是，从白银时代至今，那些“对契诃夫不怀好意的人有十分广泛的对抗阵线”（Хализев 18）。即使是在现代主义阵营内部，也不乏对契诃夫的好感和拥护：年轻一代象征派代表诗人勃洛克高度评价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契诃夫戏剧，认为它“不输于贝利尼”（Блок 8:283）；另一位年轻的象征派诗人、小说家、理论家别雷则把契诃夫尊为象征主义的导师， 甘愿“拜伏”（别雷 262）在他的面前。之后，扎米亚京、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扎伊采夫、爱伦堡、格罗斯曼等等，都表达了对契诃夫的真心爱戴。这里帕斯捷尔纳克的转 变尤其典型：他曾经认为契诃夫是“在人们的书写中被故意拔高的作家”，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则把契诃夫放在与普希金并列的位置，在喜爱程度上超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 夫斯基（Гладков 413）。即使反契诃夫阵地上最为坚决的阿赫玛托娃，在 1956 年与以赛 亚·柏林谈话时也提到，她正在重读契诃夫，承认“至少，在《第六病室》里，他准确描 写了她自己的处境和很多其他人的处境”（Berlin 417）。 因此，仔细研究白银时代及之后整个 20 世纪围绕契诃夫的充满戏剧性的争议，不仅 可以进一步阐明契诃夫文学创作的特质，而且可以理清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与“黄金 时代”和 20 世纪之间复杂矛盾的联系。 注解【Notes】 ①有关“白银时代”的概念、内涵、表征在学术界的接受历史，以及今天包括中国学界对它的理论构建，参见周启超：《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1—15。 ②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编纂的系列文集《契诃夫学》在 1996 年出版《契诃夫和“白银时代”》 专辑，从契诃夫与现代主义流派、现代主义戏剧总体的创作风格和契诃夫与别雷、阿赫玛托娃等个别作家 的比较角度，全面阐释了契诃夫与白银时代的文学联系。 ③契诃夫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莫斯科艺术剧院未排演过一部他的剧作，直到 1928 年《樱桃园》才返回剧目。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重新成功排演《三姊妹》，不得不等到 1940 年（Сухих, “Сказавшие «О!»” 13）。 ④ 1922 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柏林巡演，与其他流亡者在观看演出时流露出的乡愁截然相反，布宁对在俄国革命中推波助澜的艺术剧院、高尔基的怨憎有增无减，甚至波及契诃夫的《樱桃园》。关于布宁对待 契诃夫态度的演化，参见 Сухих,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Чехова 425-32。 ⑤例外是高尔基写过的几篇评论，其中在 1900 年 1 月号《生活》杂志上发表的，评契诃夫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的文章受到契诃夫本人的赞许。托尔斯泰尽管多次在口头上称赞契诃夫的才华，但他仅有的那篇为契诃夫短篇小说《宝贝儿》写的“跋”，实际上是论证托尔斯泰本人的伦理信条。柯罗连科、布宁、库 普宁等的确也写过契诃夫，但不是在专门的评论著作中，而是在回忆录里。 ⑥然而，那些细心阅读契诃夫文本的批评家则持另一种观点：“您翻阅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的数十卷作品，可能找不到一页关于上帝、信仰、不朽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契诃夫无限接近托尔斯泰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Измайлов 136）。 ⑦在古米廖夫的文章和书评中，契诃夫只是偶被提及，而且不带褒贬。曼德里施塔姆几乎对契诃夫一字不提，除了一篇讽刺沃洛涅什剧院排演的《万尼亚舅舅》的手记——这篇手记写于 1936 年，1977 年在阿姆 斯特丹的俄国文学研究杂志上首次发表，在随同发表的简短评论中指出，契诃夫与曼德里施塔姆的美学和 哲学体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不相干（Лосев 211）。 ⑧事实上，在 19 世纪九十年代自我确立的时期，象征主义者们也曾积极地试图招揽契诃夫作为自己的同盟。沃伦斯基长时间地希望把契诃夫转变为为唯心主义而斗争的战友，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想把契诃夫拉入自己的文学小组，勃留索夫在《北方之花》上发表契诃夫的作品，指望继续合作。但最终契诃夫与他们分道扬镳（Иванова 31）。 ⑨回忆录作者记录下古米廖夫对妻子阿赫玛托娃的抱怨：“对她来说，我们的婚姻只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 阶段性插曲，实质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她和过去一样想要按照克努特·汉姆生的方式与我进行‘爱情战争’ ……”（Одоевцева 299） ⑩据丘达科夫考证，契诃夫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里的原型除库甫什尼科娃外，还可能有另一个来源——“这一时代另一个文学沙龙的女主人——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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