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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转型 库恩认为，现有范式一旦发现难以处理的反常现象、反常问题越来越多，其自身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就会浮现出来，对范式的怀疑就会导致“范式危机”，随着学术界对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思维、新问题、新对象、新领域的不断探索，就会进入“范式竞争”和“范式转型”时期。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如前所述，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理论主体就是以建构主义为内核的各种“理论”，而对“理论”的质疑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渐趋激烈。反对理论的学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其实与“文学”无关，“理论”具有“两张皮”的致命缺陷，“所谓‘两张皮’，就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相匹配、理论演绎与文学实际彼此隔膜的弊端，而且是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对象、理论演绎凐没文学实际”[11]。《美学的复仇》一书的编者米歇尔·克拉克认为，后现代的理论批评已经习惯于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术语而不是传统美学术语，来解读文学和艺术作品，促使文学研究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开放，总体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甚至文学本身的重要性。[12](P5)希利斯·米勒反讽道：“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13](P54)。李欧梵将种种后现代理论操演了一遍之后也感叹道：“文学艺术本身，是任何理论无法完全攻破的，否则我就只谈理论，不研究文学了”[14](P275)。新世纪以来，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意味着，人们试图实现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突破和转型。 在“后理论时代”，新的理论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开拓之中，当前的西方文论显现出六大趋势：叙事学的复兴、德里达研究、伦理学转向、生态批评、后人类研究、美学的回归。[15]但是，“在‘后理论时代’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说君临一切，甚至都很难说能够持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它和其他理论呈一种共存和互动的状态，因此，‘后理论时代’又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自己可赖以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16]所以说，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已经被突破，至于能否构建出一种新的文论范式，目前尚难定论。不过，笔者认为，在这个“范式竞争”阶段，中国学者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诗学重建的思路，尽早走出疲于追踪和应付当代西方文论的窘境。 在笔者看来，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的根本缺陷可以概括为四个“取代”：用“语言”（话语）取代“人”，用“权力”（意识形态）取代“情感”，用“认识论”取代“体验论”，用“社会本体”取代“情本体”。他们之所以将“文学本质”、“文学价值”、“文学经典”、“作者（文学创作）”、“读者（文学阅读）”均视为语言（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社会机构/制度的建构物，根源于他们对人的生命本体、文学的情感本体的消解。为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理论之后”的诗学重建策略： （一）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文学概念固然是建构而来的，但是，作为“情动于中而形语言”的人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的“文学活动”却自古有之。“文学是人学”，是以心铸心，以心传心，以心感心，以心应心的“心学”。文学的本体不是社会历史，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有关个体心灵和生命的“情本体”。人心、人性、人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们需要从“建构论”走向肯定人的生命和情感的“存在论”，并将人的存在划分为三个层面：“此在-生存”、“共在-交往”、“彼在-超越”，由此构建“文学本质”的三个维度：“个体化世界”（生存体验性）——“道德的象征”（生命交往性）——“形而上品质”（精神超越性）。 （二）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价值标准。后现代理论对“文学经典”和“文学价值”的解构到底具有多大的合理性呢？一时一地构造出来的文学经典或许可以认为是话语—权力建构的骗局，但是，那些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可以无限阅读的文学经典难道不正说明它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和伦理价值吗？建构主义文论“是一种知识论的架构，而非价值论的架构，它主要从知识论的角度看问题，关注一个观点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建构过程如何，建构需要哪些外在与内在条件等等，并不询问这个建构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而价值论则要追问一个观点的形成对于人类、对于社会、对于某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目的性的作用”[17]。为此，我们需要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的价值标准：美学价值标准指的是作品在文学史上凸显出来的审美独创性和典范性；人学价值标准是作品能否使人类的道德获得提升，灵魂得到净化，人性走向完善。 （三）重释“文学性”（架构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对于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来说，“文学性”应当始终是其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倘若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只将“文学性”视为文学作品的语言、语气、技巧、结构、程序等修辞特性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可能与情感、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宗教、社会、历史等内容性因素相隔离。童庆炳先生曾将文学的性质按照重要性的大小排列出三个层级（共五十个元素）：第一层级为生命性、承继性、文化性、意识形态性和艺术性；第二层级为表现性、再现性、情感性、社会性、价值性、道德性、娱乐性和符号性；第三层级又包括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认识性、假定性、个性、诚挚性、想象性、意向性、体验性、宜泄性、补偿性、疏导性、感染性、人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等要素。[18](P57)可以说，这是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的重要突破。但是，这种分类又失之散漫，其结构图式也有待改进。笔者受启发于康德的“纯粹美”和“依存美”的理论（纯粹美关乎美的形式，依存美关乎美的质料，但必须以纯粹美为前提），首先找到“纯粹文学性”（侧重于审美形式）：修辞性、无功利性、情感性、形象性；以此为前提和“入口”，再推演出“依存文学性”（侧重于意识形态内容）：诗性政治、诗性社会、诗性历史、诗性法律、诗性道德、诗性哲学、诗性宗教（不同于文学之外的政治、社会、历史、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因为它们已经融入审美世界，被纯粹文学性所统摄）。以“纯粹文学性”为内核，以“依存文学性”为外缘，构造成“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见附图）。这样来理解文学性，既可以坚守审美性为先位的原则，又可以兼容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应有关怀；既能够包含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又能够克服其背离文学性的缺陷，从而开辟出一条能够整合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审美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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