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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了“理论”，其内核是“建构”，形成了“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这种范式的构建有其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等理论渊源，一大批具有“范例”意义的建构主义文论著作的面世是其成型的标志。文章从学术共同体、理论纲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话语形式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总体特征。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进入了“范式竞争”和“范式转型”时期。文章提出了三条“理论之后”的诗学重建策略：重建文学观念：文学是审美的人学；重建文学的美学和人学价值标准；重释“文学性”（架构“文学性的圈层结构图式”）。 关键词：范式；建构主义；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13YJA751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永康（1972－），男，安徽芜湖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即从“文学理论”转向了“理论”，而“理论”关注的焦点则从文学内部转向了“文学之外”。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布尔迪厄、萨义德、克里斯蒂娃、海登·怀特、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人堪称“理论大师”；文化研究、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均为红极一时的后现代“理论流派”。那么，“理论”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卡勒说，“理论”批评“常识”，“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1](P5)，此言实乃一语道破天机。众多“理论”都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常识是“建构”出来的。我们的“心理”、“身份”、“性别”、“民族共同体”、“文化模式”、“历史”，哪一样不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建构出来的产物？既然是建构而来，那么，“从来如此，便对么？”“理论”质疑一切现成结论的合法性。落实到文学理论领域，“文学本质”、“文学经典”、“文学价值”、“作者”、“读者”、“文本的意义”等等，不也是特定文化语境的建构物吗？后现代文论所携带的反本质主义、反人文主义、反中心主义、反霸权主义等反叛因子，一旦拈出“建构”二字便可释然而解。 库恩曾经指出，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而所谓“范式”，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P147)，简言之，即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研究模式。很显然，后现代文论这一次大规模的“理论”转向明显地具有“范式转换”的特点，是对1910年代以来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注重文学内部研究的“审美范式”的全面逆转，故而，笔者根据其“建构”的特质，名之曰“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其总体特征有哪些？这种文论范式是否完全适合于文学研究？如何进行合理的突破和转型？弄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后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内在特质和学术机理，并对之进行有效的批判和反思，最终推进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一、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构建 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可以划分出两个次级问题来解答：第一，在学理层面，追问它的理论渊源；第二，在历史层面，追溯它的构型过程。 追问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理论渊源，首先要追问“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理论来源。简言之，建构主义的学理渊源有四条线索：①建构主义的哲学渊源：亚里士多德、康德、维柯、尼采、阿尔都塞等。②建构主义的语言学（符号学）渊源：索绪尔、罗兰-巴特、福柯、维特根斯坦、罗蒂等。③建构主义的心理学渊源：皮亚杰、格根、拉康等。④建构主义的知识社会学渊源：马克思、曼海姆、库恩等。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看，知识来自于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的建构，而不是对客观实在的被动反映；从语言学（符号学）角度来看，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其实就是由我们的语言符号系统建构起来的“文本”；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心理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缘于话语的建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晚近以来，从知识社会学一脉发展出来的“社会建构主义”则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英国心理学家伯尔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四个基本理念：“①社会建构论者都对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持批判的态度；②社会建构论者相信，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使用的概念及分类都具有历史和文化的特性；③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知识产生于社会过程；④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知识与社会行动同步共振”[3](P30)。不难看出，建构主义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反本质主义；反实在论；坚持知识（真理）的历史文化特殊性；重视语言（话语）的建构功能；关注社会实践与互动；关注建构过程而不是现成结论。显然，作为一种后现代思维方式，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约定主义、构成主义等理论特质。 这种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带有极大的和解构性和反叛性，成为196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们的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契合了种种后现代社会思潮所造成的反中心主义、反客观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人文主义的时代氛围。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文艺理论流派将索绪尔、维特根斯坦、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罗蒂等建构主义思想大师奉若神明，大力推介。正如拉曼·塞尔登所言：“‘理论转向时期’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那些集中讨论性别和性的激进理论和实践以及那些试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人尤其是如此”[4](P9)。文化研究深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学说的影响，语言文化系统与意识形态或微观权力被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塑造身体、视觉、身份、性别、种族、阶级、历史、地理的功能被全面地发掘出来。斯图亚特·霍尔领衔撰写的《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称得上是建构主义文化理论的巅峰之作，他们认为文化是意义表征，同时又是意指实践，是文化建构了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主题位置或身份/认同，从而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框架中构建的反映论文化观。索绪尔、福柯、拉康等人的建构主义思想激发了凯特·米利特等人的“性别建构”论。查理斯·克拉麦拉、戴尔·斯彭德等英美女性主义者批判了语言中蕴含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埃莱娜·西苏、露丝·伊瑞格瑞、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者则着力于颠覆拉康所言的贯彻了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也只有透过福柯话语-权力的视镜，萨义德才得以发现“东方”身份的真相：它是由西方的一套“东方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产物，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治密切相关。库恩指出，“范式”的另一种意谓“模型和范例”，它们可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P147)。至1990年代，《性的政治》、《她们自己的文学》、《性别麻烦》、《文化与社会》、《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元史学》、《艺术的法则》、《艺术界》、《美学意识形态》、《表征》等一大批具有“范例”意义的建构主义文论著作相继面世，标志了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范式的成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