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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语言表述与其意蕴之间，总有一定距离，而文学语言含义丰富，理解文学作品就尤其需要深入理解和阐释。因此，阐释是必要的，只有通过阐释，文学才得以为读者深入理解。但阐释不能脱离文本实际，把来自其他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强加在文学文本之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更深入系统，但同时也有理论取代文学而产生张江所说“强制阐释”的趋向。注重文本实际，防止脱离文学作品、牵强附会的“强制阐释”，是文学批评得以正常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建立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关 键 词：阐释与强制阐释/文本实际/理论方法/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作为艺术，文学语言不仅有达意的通讯功能，更有语言形式表述完美的审美功能，并超出文本字面，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含义。对于一般语言，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然而诗的语言则远不止此，所以《论语》里有学生向老师请教诗句含义的记载。《学而》篇载子贡向孔子请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本是师徒两人在讨论一个人无论贫富穷通，怎样做才算符合道德规范，子贡却引诗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对此孔子颇为赞赏，便夸奖子贡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里以时间为比喻，孔子说贫富应当如何是“往”，而由之推知的“来者”，就是子贡超出诗句本意所作讽寓性的理解。《八佾》篇的一段对话更有趣，子夏请教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然而子夏对老师这比较实在的解释似乎不够满意，就进一步问道：“礼后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甚至认为学生对老师有所启发，就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然而这两段记载都是截取《诗经》里的字句来附会孔门所言礼乐仁义，是先秦常见“赋诗断章”的做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来，实在不足为训。但这两段话却说明了一点，即诗的语言不是简单直白的表述，诗的含义往往需要解释。可以说文学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阐释。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诗和阐释也有悠远的历史。古代希腊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诗人就像巫师一样，因为神灵附体，才在一种迷狂状态中唱出诗句来。这就是所谓诗人“灵感”的概念。柏拉图在《伊安篇》里就说，诗人只有“受到灵感，完全失去自我，不再有理性的时候，才可能作诗”①。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篇》里，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与诗人们谈话，发现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含义，于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旁人都比真正的作者更能解释诗的意义……他们发出高深的讯息，却丝毫不知道其意义是什么”②。这就使得批评和阐释成为必要，作品的意义必须通过批评和阐释的理性说明，才得以被一般读者所理解。19世纪阐释学在德国哲学中兴起时，施莱尔马赫就为阐释学的任务作了这样著名的界定：把作者无意识的创作带入意识的领域，“首先理解得和作者一样好，然后理解得比作者更好”③。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不再说诗人处于迷狂状态、神志不清或无意识创作，却认为文学不能直接诉诸读者，只有批评才能直接而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学的意蕴何在。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就一再强调，“艺术只是表现，但不能直说任何东西”，“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④。换言之，文学要在社会上具有存在价值，产生影响，都必须经过文学批评和阐释的中介。 由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见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诗或文学都与批评和阐释共存，东西方也都各有悠长的阐释传统，而诗或文学的语言因为意蕴深厚，丰富含蓄，往往允许多种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乃至诗无达诂，使批评和阐释更显得重要。当然，没有文学及其深厚的意蕴，就不会有文学的阐释，但没有能揭示深厚意蕴的阐释，文学作品也就像一些“无言的花朵”，终究不能被读者深入理解。这里所谓“无言的花朵”，来自德国诗人海涅的一段话，他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序言中说： 近来法国人以为，如果他们接触到德国文学的精品，就可以了解德国了。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从完全的蒙昧无知，进入到肤浅表皮的层次而已。只要他们没有认识宗教和哲学在德国的意义，对他们说来，我们文学当中的精品就永远只是一些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的精神就只会显得枯涩难解。⑤ 海涅这段话把阐释之重要表述得十分清楚，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不仅东西方之间有文化差异，就是同属欧洲的法国与德国，其间也有文化差异，也就有阐释的必要。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以优美而深刻的形式，表现一种文化传统的精神价值，而文学批评和阐释就可以深入那种文化传统，清楚地揭示那些价值。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批评和阐释之重要，就在于可以揭示文学本身的意蕴和价值，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鉴赏，更进一步，则在于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使我们认识到个体的人生存在宇宙当中的意义。 传统上文学批评往往是作家诗人的夫子自道、经验之谈，到20世纪，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门专科，成为学者和批评家的专业和职业。文学阐释的专业化一方面极大拓展了理论深度，也极大提高了认识能力，对文学的性质、文学体裁、文学演变和接受的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的鉴赏、分析和深入理解，都有很大帮助，远比以前停留在印象式的评点更有说服力，更能揭示文学作品的意蕴；但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阐释也有越来越依赖理论的趋向，理论越是精致，就越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专门术语，也往往越加抽象虚玄，离开了表现具体鲜活的人生之文学，也就渐行渐远。在20世纪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发展当中，这种趋向在西方学界，尤其在美国，表露得十分明显，到后来不仅理论掩盖了文学，而且大有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这一趋势已经引起很多文学研究者的不满，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6年出版的关于比较文学总体状况的报告中，主持此报告的学者苏源熙就明确指出，文学理论取代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他讽刺那些离开文学空谈理论的学者说：“现在做一个语言学家，你可以不必懂很多语言，在过去几十年里，似乎同样可以以研究文学为业而无须不断提及文学作品。”⑥文学理论取代文学，使文学沦为理论的仆从，把文学当做文献资料，为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理论提供佐证材料，甚至为宣扬一种理论而肆意歪曲文本，强词夺理，强作解人，这些都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仅是美国和西方学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和阐释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性，而非仅限于某一文化或某一传统。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无论东方或西方，文学与阐释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从不同角度探讨阐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对整个国际学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具有权威影响的《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张江发表了《强制阐释论》，接着又在2016年第5期，发表了续篇《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这两篇论文对于在西方理论影响之下、脱离文学空谈理论的趋向，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作者很熟悉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对其成果和问题有广泛了解和深入思考，所以文章例证丰富，颇有说服力，是目前在文学研究领域具有相当分量和价值的论文。《强制阐释论》开宗明义，指出西方文论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中，一些后来的学者，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机械呆板的套用，乃至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极度放大了西方文论的本体性缺陷”。作者说明，他提出“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目的就是以此为线索，辨识历史，把握实证，寻求共识，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接下来他界定了“强制阐释”的含义：“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⑦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讨论强制阐释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每个部分都举出例证，分析其脱离文学文本，以主观预设的立场、方法，把歪曲文意的解释强加在文学作品之上的谬误。 所谓“场外征用”指挪用文学之外的学科，如哲学、语言学、心理分析、生态和环境科学等，将其理论、方法和术语套用到文学作品上，结果往往是误读文学文本，把文学作品曲解为这些理论的文本例证。张江文中举例，一个是用当代生态批评理论解读爱伦·坡的名著《厄舍老屋的倒塌》，把这部哥特式恐怖小说按照生态批评的需要重新剪裁，将之变成关于环境和生态的寓言。另一个例子则是曾在学界引起一阵轰动的“索卡尔事件”。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lan Sokal)在美国后现代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证“量子重力”不是什么客观真理，而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文章发表时，索卡尔又在另一刊物撰文，说明他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文章，是故意把在科学上完全荒谬的内容，用一套后现代话语的形式表述出来，所以尽管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却因为看起来符合后现代主义者消解真理、事实、客观性等意识形态的需求，便得以顺利发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试探《社会文本》作为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份重要刊物，在学术上是否严谨。索卡尔发表这篇“诈文”，当然使《社会文本》蒙羞，但也受到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攻击。张江认为，索卡尔事件说明，“文学理论向场外理论借鉴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对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挪用”⑧。不过索卡尔不是把物理学理论挪用到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去，而是故意用荒谬的挪用去证明，后现代理论只顾其意识形态，却完全没有学术的严谨，不遵从学术规范。当然，“场外征用”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实在是屡见不鲜，用心理分析理论解读文学，用文学作品印证心理分析概念，就是常见的一种。几乎各派理论都利用文学作品宣扬自己的主张，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通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