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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补结构的迅速发展为离合词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语法系统中，一个新的语法现象的出现会打破原来系统的平衡，引起一连串的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唐宋元时期是汉语语法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几乎所有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或发展成熟的。⑤根据祝敏彻（1990）的调查，动补短语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在唐宋时期，宋代后期，动补结构就已经牢固地建立了。石毓智（2003）认为，中古汉语时期动补结构的发展和成熟带来了深刻的句法影响。而离合词就是在动补结构发展成熟时期萌芽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我们认为，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定型对于离合词动词的可分离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⑥ 动补结构的语义格式是：动作+结果。它在中古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对其他汉语语法产生了强大的类推力量，这种类推力量使动词前后的其他词语按照这个语义格式进行了重新分布，最后形成了现代汉语组织信息的一个普遍性原则：结果性成分限制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非结果性成分只能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与结果补语类似的，能够使动作行为有界化的词语均应分布在谓语动词之后。因此，在中古汉语中，动补结构发展和成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动词语法范畴的大量涌现，如体标记“了”“着”“过”的产生。曹广顺（1986、1987）认为，唐五代先后出现了若干动态助词“却、将、得、取、着”，这些动态助词在“V+X+O”格式中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后来，“了”字在“V+却+O”里替代“却”，于是产生了“V+了+O”。即：“V+结果补语+O”“V+动态助词+O”“V+完成貌词尾+O”这三种结构可以排成台阶形的队，从产生先后的关系来看，“V+结果补语+O”是必要条件。 史有为（2009）还认为，离合词中动词的可分离化又与“了”的产生是有关联的，“了”的发展演变是离合词动词分离出来的主要动力。⑦“了”经历了由表示“终了、完了”义动词的高度虚化之后，移到动词之后附位的阶段。“V+了+O”格式开始于中晚唐，稳定于宋代，大约是在元末和明代扩大范围，之后形成一股“V+了+O”格式的大潮，从《金瓶梅》、“三言二拍”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体貌助词“了”插入动宾结构中的用例已经相当普遍。例如：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离合词的游离态词中，能插入体貌助词“了”的占92%，除了动补结构、主谓结构的离合词中间不能插入“了”之外，绝大多数离合词中间可以插入“了”。同时，梅祖麟（1981）认为，动补结构中的“V+O+得”与“V+O+了”两个句式里各成分之间的语序演变是相同的，南宋之前，动补结构的表达形式是“V+O+得”，从唐代到南宋，“V+O+得”改变了语序，“得”插入宾语之前，在动词之后附位，形成“V+得+O”的格式。⑧如果句中还有一个动词或形容词作结果补语，则附于宾语O之后，形成“V+得+O+X”结构。但未见否定形式的表达移入“V+O”中的用例。例如：  任何语言演变都有一个新形式和旧形式共存的阶段，这两种新旧形式至今还保留在上述株洲方言的离合词表达中，上文我们已经做过分析。由于湖南株洲多山地丘陵，在湘方言中保留了较多的古语成分，成为株洲方言的特色；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株洲是重要的铁路枢纽，交通的便利使株洲话也更容易受到汉语普通话的影响，汉语离合词在株洲方言中游离态的表达形式有扩大之势，因此，离合词游离态在株洲方言中存在着两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随着动补结构的发展和成熟，使“V+O+X”模式中的X有机会插入到动宾结构之间，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句法位置，为离合词动词的可分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