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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粹”的主张多半隐含了一个前提：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本土的标志。我曾经发现，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本土与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同时，所谓的“现代”往往慷慨地判给了西方文化。这种习以为常的组合甚至充当了各种争论的潜在轴心。也许，这种习惯不无历史依据。最近几个世纪，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构思一个凝固的历史图景：中国必须心安理得地停留在现代社会之外，重复“君子固穷”或者“安贫乐道”之类言辞安慰自己。 这种观点时常将“本土”视为一个固定的、本质主义的概念，似乎本土仅仅是一个固结不变的形象，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没有持续不断的演变。因此，如何想象本土固定的代表性标记常常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儒家学说的信徒?汉唐气象?阴阳八卦、天人合一或者仁义礼智信?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许多人可能为是否“尊儒”或者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的历史功绩辩论不休，但是，将本土冻结于某一个古代文化的意象是共同遵循的思想方法。 将本土想象为固定不变的实体，也就是将本土排除在历史脉络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超然的孤岛。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仅仅是一种幻觉。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个角落可以逃脱现代经济、军事或者文化的网络覆盖。因此，我愿意遵从的是另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在众多相互交织的民族关系之中理解本土。本土始终存在于历史的运动之中，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本土。事实上，我们只能谈论汉代的本土、唐宋时期的本土、晚清的本土或者现今的本土。它们不是完全相同的。毫无疑问，本土内部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容，我们常常称之为传统。但是，传统的涵义并不是一代又一代稳定不变的复制。传统只是人们出发的起点，而不是抵达的终点。每一代人都必须站在传统提供的起点之上重新创造，而不是躺在传统之上睡觉，毫无创意地重复传统本身就违背了传统生生不息的内涵。因此，传统并不能证明本土只能封锁在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中。本土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本土显现的特征不是某种自我规定，这些特征取决于多民族之间的交往、竞争、对抗、吸引，历史网络之中多种力量的交织、互动塑造了本土——这些对话当然也塑造了其他民族。只有将本土置于真实的历史网络之中，我们才能真实地叙述何谓当前的本土，强调什么，坚持什么，同时反抗什么。所以，爱德华·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鼻祖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东方学》“后记”之中认为，民族文化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是“自我”与“他者”交互关系形成的建构：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萨义德426) 显然，中国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存在的前提是，抗拒同质化强势文化的吞噬。我们的民族并非为了不同而不同，亦非无条件地恢复儒家或者道家的名誉，或者加工出一副复古风格的奇异形象吸引人们的视线。按照萨义德的分析，提供各种肤浅的异国情调恰好满足了西方文化的猎奇和猜想。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者热衷于想象，那些落后民族没有文明史，无法接受科学、技术、理性和逻辑。因此，西方的入侵意味的是文明的输入。这个意义上，那些不同民族古老理论之中古香古色的概念术语时常被作为西方文化的先进和现代意味的反衬。 因此，我想重提的一个原则是，本土与西方文化的竞争必须在现代性的平台之上展开。首先，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可能退出全球化网络，解除与各个民族之间的竞争关系，自动地放弃现代社会，心甘情愿地退回远古的“桃花源”，深居简出，与世无争。“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于“桃花源”式的传统农耕社会，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似乎已经够用。然而，如果我们不愿意充当历史的局外人，不愿意西方文化垄断现代性话语，换言之，如果有信心发展独特的现代性主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现代性平台拱手相让。事实上，我们的目的是集聚起抗衡西方文化的强大能量，从而使本土成为世界文化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式的现代性，并且以这个主题与西方文化设定的现代性话语抗争，而不是摆脱现有的时间与空间坐标，将本土拖回历史的深处从而表示与西方文化的差距：这种怯弱的选择毋宁说间接地配合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前景设计。只有坚持进入现代性平台，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图景才可能遭受真正的有力挑战。 现在可以回到文学理论领域：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民族性狭隘地收缩为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相反，我们致力促成的恰恰是另一个事实：中国的本土能够与“现代”紧密而又合理地联系起来。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显出了特殊的吸引力。这是许多中国批评家共同倡导的命题。“现代转化”的说法表明，批评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之间存在距离；同时，某种理论的“转化”显然有助于克服这种距离，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定内涵引入现代性平台，使之获得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进行对话乃至竞争的可能。 我曾经指出，这种“现代转化”至少包括两个步骤：第一，解释和转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内部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的基本涵义；第二，衡量和评判这些概念、范畴、命题对于现代历史语境具有何种意义。可以预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仅仅是一种历史遗迹；因此，“现代转化”所要做的显然是，将那些仍然包含了强大冲击力的理论内容解放出来。 当然，即使对于所谓的“现代转化”抱有莫大的好感和期待，我们仍然不能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视为唯一的资源。构建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不仅要吸收中国古代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同时要考虑到“五四”以来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们已经同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时至如今，“五四”知识分子的许多具体文学见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两种文化品格。首先，“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敏感性是多数古代批评家不可企及的。他们不仅深切地感受到底层大众的疾苦，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历史深部的动荡不安，意识到巨大的革命风暴迫在眉睫。他们及时地站到了新生力量这一边，并且勇敢地为之摇旗呐喊。“五四”知识分子之中的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这使他们拥有了古代批评家无法比拟的理论视野。其次，“五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必要的开放姿态。这种开放并非无条件的膜拜，而是鲁迅式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乐于炫耀博学，甚至无暇从事学术意义上严谨的“细嚼慢咽”，相反，历史的急迫性驱使许多人匆匆地翻译、介绍和引用，乃至不惮于粗陋和疏漏。这种姿态再度显明，他们并非西方文化的信徒，而是将西方文化作为疗救弊病的另一个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这个事实的历史后果迄今仍在延续。当然，各种极端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例如，断言汉语是落后的文字，必须予以废除；或者，认定西方的“声光电化”乃“奇技淫巧”，决不染指，如此等等。恰当的文化开放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然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之间的主从关系以及实际比例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从“为我所用”到“崇洋媚外”，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理论概念如临大敌，中国的文学理论应当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一个思想的大国不至于那么轻易地被几个异域的概念攻陷。相反，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命题时常提供了各种视角的补充。然而，引进各种西方的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换言之，“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心词，必须由这个中心词构成理论场域的制高点。我在《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一文之中如此表述： 由于中国经验的坚固存在，西方文学理论仅仅是一种阐释而不能越俎代庖成为叙事的主宰者。“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这些强势概念曾经导致理论家削足就履地改写中国文学史。只有中国经验的独特结构才能抗拒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制性复制，扰乱知识与权力的既定关系，打破普遍主义的幻觉。这常常使中国经验与西方文学理论的遭遇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彼此改造。各种挪用、引申、误读或者曲解之下，西方文学理论出现了变种或者混杂，从而丧失原有的一致性和理论权威，出现所谓的“杂质化”。这时，中国经验可能在多种阐释体系的交织之中显现，并且与众多经典论述相距甚远——然而，这恰恰与本土血肉相连。(《后革命的转移》149) 或许，现在已经看得更为清楚：本土或者中国经验并非静止的，所有本质主义的固定解释都有可能丧失效力。各种现成的理论必须在持续的变化和挑战之中不断地自新。中国经验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从语言、宗教、风俗到伦理道德、饮食习惯、建筑风格以及特殊的审美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活跃在这个空间。唐诗、宋词或者《三国演义》《红楼梦》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文以载道、不平则鸣、传神写意、为情造文这些命题也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的文学理论。尽管如此，我所要强调的仍然是中国经验的创新之处。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转型，持续的震荡波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许多未曾命名的社会现象、生活方式、精神意识纷纷涌现，以至于各种现成的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理论逐渐失效。作为社会文化最为灵敏的雷达，文学截获了这些内容，并且尽量给予完整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学参与历史转型的特殊方式。与此同时，从杂志、报纸、书籍到电影、电视、互联网，文学的传播工具也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总之，各种未定因素正在向文学领域集聚。中国经验的文学显形隐含了各种生气勃勃的可能形式。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内部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张力——开阔的理论视野与聚焦于“中国经验”的轴心。在我看来，这即是现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