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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文学理论乃是一套阐释文学的知识系统。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分析和概括文学，阐释文学的内涵和功能，从中发现和提炼出各种普适性的命题。因此，评价一种理论的成功与否，知识的有效程度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当“民族”成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定语时，知识的有效程度也不得不加入“民族”的内容：哪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阐释哪一个“民族”的文学?有效程度如何? 抱怨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许多批评家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些批评家的不满之处多半在于，众多理论命题或者概念术语的背后找不到中国的作者。然而，这种状况可能存在不同的原因：或者由于身为中国作者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排挤或者压抑，或者由于中国作者的文学理论丧失了阐释的有效性。如今，至少在公开的学术舆论之中，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作者拥有天然的学术优势。一种成功的理论问世，理论的作者可能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赢得荣誉；但是，这种程度无法颠倒——我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作者的族裔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理论。现代知识体系内部业已形成的共识是：无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还是史料的考订、水流量的测算、鳄鱼习性的描述，一种结论得到接受的理由是严格审定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作者的民族出身。换一句话说，在严格的学术标准面前，作者的出身只有微弱的参考价值。这就是说，本土的文学理论不能免除文学阐释是否有效的检验。 当然，这是一个头绪复杂的问题——上述的检验至少可以逻辑地区分为四个项目之间的交叉关系：本土的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文学理论；本土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我们常常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异域的理论可能可以阐释本土的现实——自然科学如此，社会政治如此，文学也是如此。生物学、物理学或者数学结论的有效性显然不受国界的限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突破了不同的文化圈和不同民族国家的隔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来自美国作者的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文学必定无效，或者中国的文学理论对于日本文学必定无效。必须看到，本土的文学理论与本土文学存在相同的根系，前者对于后者的描述和解读可能相对熨帖、准确；但是，所谓的阐释同时包含了某种评判。 评判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并非本土文化的必然产物。这种标准毋宁说凝结了美学理想与文学现状之间的张力。没有任何张力的标准仅仅是一种自我循环式的重复。然而，我所说的美学理想拥有不同的来源——除了本土的现实和传统文化，人们还可以发现异域文化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异域文化可能某种程度地介入乃至参与本土的历史，提供各种参照系。这个意义上，异域文化某种程度地构成美学理想的组成部分并不奇怪。魏晋时期的佛学曾经介入中国文学，佛学之中的许多范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诗学观念，例如“意境”；“五四”时期的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美学理想之中无不存有西方文学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说： 没有必然的理由断定，本土文学隐含的问题仅仅限于本土文学理论的阐释范围。二者不一定时刻重合；二者也可能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异域的理论漂洋过海植入本土，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民族渊源与阐释效力不是两个严丝合缝的齿轮。的确，对于汪曾祺或者阿城说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并不够用；这两个作家追求的美学韵味显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擅长表述的。然而，这不是文学的全部。对于王蒙、莫言、残雪、余华、苏童、刘索拉这些作家说来，革命、意识形态、意识流、现代主义、颓废这些西方概念的阐释效力肯定超过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理论的历史命运”11) 许多文学理论家往往简单地强调，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本土文学格格不入，理论阐释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必须由民族的血缘作为担保。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远非事实的全部。 也许，我们可以部分地认可上述事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为擅长阐释中国的古典诗文。然而，对于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道、气、境、兴象、气韵、滋味这些概念显然不够用。许多时候，典型、情节、结构、无意识、意识形态这些概念更能说明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学迅速成熟——中国的当代文学迄今仍然沿袭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这是对于新型生活的文学回应。无论是大工业生产、发达的交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还是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汹涌的流动人口、铺天盖地的符号信息，现代社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大型叙事文学的崛起显然与这种复杂的经验息息相关。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虽然不无夸张之辞，但是，他对于小说的青睐具有历史的敏感性。中国古典诗文的审美通常停留于农耕时代的意象，抒情主体与这些意象之间的隐秘呼应构成了独特的情趣，引而不发的节制和妙悟天开的禅意表现出宁静之中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气、韵、境、味以及“脱以形似，握手已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均是这些情趣表现的精微描述。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精致的古典诗文已经力不从心；叙事文学兴盛之后，以“诗文评”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只能做出相当有限的反应。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现代性话语，二者无不表明了一个共有的特征：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既具有纷杂的层面，同时又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前所述，科学精神正在成为愈来愈强大的观念，科学判断被视为生活之中的普遍准则。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民族、阶级、国家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无法干扰自然现象的形态、变化和运动。俄罗斯、美国、中国或者澳大利亚无疑拥有相同的水分子式，重力加速度可以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获得证实。这个意义上，正确的科学结论是跨民族的。科学精神是普遍主义的最大支持者。相对而言，现代性话语对于普遍准则的热衷具有强大的人为因素。这些普遍准则是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的必要措施。这不仅形成了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些准则对于后进地区的格式化已经大面积涉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从现代汉语之中找到许多证据，众多来自英语和日语的外来词汇证明了西方文化愈来愈明显的影响力。当科学精神和现代性话语本身业已构成中国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异域文化——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本土的阐释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成功验证。这种状况显然是历史情境的产物。然而，许多思想家往往倾向于抽掉历史情景的条件依据，借用科学精神和现代性话语论证形而上的普遍主义原则。当然，这个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必定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 文学、文学理论以及诸多人文学科对于隐藏于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高度敏感。当经济学在利润的前提之下压抑了个性、自由、尊严之际，文学通常站在人文精神这一边，关注边缘、底层、小人物、非主流，关注各种形式的解放和冲击；当普遍主义逾越经济学领域扩展为西方式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文学时常对于现代性话语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作为文学的阐释性呼应，文学理论始终对于同质文化的扩张和覆盖保持抵抗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批评即是文学理论做出的激进回应。 但是，文学理论从来不是以作者的民族出身作为批判的利器，重要的是阐释的有效程度。正如女权主义的批评观点可能出自男性批评家之手，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者乃至掘墓人也可能来自西方文化内部。后殖民等批评学派的出现表明，西方文化内部已经产生出某种文化抗体，这种文化抗体将与西方中心主义为敌。重要的是文学理论知识包含的批判指向，而不是作者的民族出身。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回绝一切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的古老标本，但是，许多传统的理论范畴业已丧失与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也丧失了抗衡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功能。如何摆脱文学理论的“失语”状态?这时，所谓恢复“国粹”往往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缺乏真正的冲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