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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这是文化与民族性关系问题的一个局部。涉及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现代性话语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如何以建构的眼光看待“本土”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等，必须逐一考察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引进各种西方的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心词和理论场域的制高点。 关 键 词：文学理论/民族性/全球化/本土/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又一次大面积进入中国。如同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五四”时期一样，文化与民族性关系的争议重新泛起。从语言、历史、宗教、艺术到各种风俗民情，文化是构造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由于文化的存在，一个民族的众多成员拥有相近的生活模式和观念体系。因此，西方文化的进入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的民族基因会不会被改写?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是：这种状况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某种瓦解我们民族基础的意识形态阴谋? 回溯两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这种提问方式并不奇怪。这一段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国积贫积弱，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进入了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它们依赖船坚炮利强行撬开了紧闭多时的中国大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遗留下巨大的创伤。时至如今，这个伤口还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炎，召唤出令人扼腕的痛苦记忆。因此，许多时候，西方的文化意象带来的不仅是异国情调，不仅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常常潜藏了某些或显或隐的敌意。另一方面，这个创伤同时还隐含了奇异的历史辩证法：即我们的民族在痛苦之中被迫崛起，并且逐渐驶入现代社会的快车道。这种崛起所采用的许多文化策略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文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必然增添了文化与民族性争议的复杂程度。事实上，只有逐步分析卷入争议的众多因素，问题的全景才会渐渐明朗起来。 关于文学理论民族性问题的争议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这是文化与民族性关系争议的一个小小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西方文学批评学派络绎不绝地造访中国。从主体论、存在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所谓的“理论旅行”极一时之盛。许多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表示质疑：怎么能让我们的理论领地成为众多西方批评学派的跑马场?中国的文学理论哪去了?他们用“失语”形容本土文学理论的缺席：哑然无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或许必须将这种质疑的时限提前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冲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积累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人们可以发现一套风格独异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例如温柔敦厚、思无邪、意象、兴象、文与质、志、道、气、赋、比、兴、风骨、韵味、滋味、象外之象、境、趣、格调、性灵、天籁、形与神、巧与拙、虚与实、情与景、自然天成、兴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草蛇灰线、唱念做打、诗言志、诗缘情、美刺、文以气为主、文以载道，如此等等。然而，20世纪之初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迅速地消失，另一套来自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全面地取而代之，不仅主宰文学批评，并且占领了大学——诸如京师大学堂——的文学教育，例如时代、国民性、道德、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思想、风格、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个性、内容、形式、题材、主题、游戏说、劳动说、大众、人民性、党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美学、典型、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作品、现实、文本、叙事、抒情、民族性、人道主义、人性、美感、真实性、虚构、想象、结构、无意识、文本间性……显而易见，两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的文化根系迥然不同。尽管某些概念术语的语义存在互译的可能，但是，文化根系的改变无疑必须追溯到历史的转型。两种知识之间的转换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历史转型的剧烈节奏。当然，并非没有人出面维持“国粹”，抵制西方文化的扩张，20年代著名的“学衡派”即是代表。但是，在“五四”时期高涨的启蒙气氛之中，倡扬“国粹”更像是令人生厌的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并没有赢得足够的积极响应。“新儒家”是另一个倡扬“国粹”的学术派别，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维护也没有成为主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六七十年代，抗日战争与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晋升为头等大事，西方文化被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逐渐销声匿迹，文化与民族性关系的争议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仅仅剩下若干表态性的空洞大口号。事实上，具有理论意义的辩论重新出现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重新辩论已经拥有非常不同的时代背景。全球化是时代背景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种现实迅速地到来了。目前看来，经济领域是促成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的开拓与扩张，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各个国家之间频繁的经贸往来，资本没有祖国——那些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四处游弋，巨大的经济红利驱使人们将全球联结为同一个网络。许多文化内容跟随商品的流通越过国界，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例如麦当劳文化的全球普及，再如汽车的输入同时伴随汽车文化的输入，如此等等。交通工具的发达和完善极大地满足了全球化所需要的条件。远洋轮船、铁路与火车、大型喷气式客机组成的立体交通体系正在覆盖全球的每一块热土。 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构成了全球化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海外留学和越境的印刷品——近现代开始的大规模翻译无疑为文化的“越境”提供了必要条件——曾经是传播异域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如今的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令人惊异地制造出新型的文化交流方式。异国他乡的文化制作为影像符号，电波和信息之流轻而易举地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海关从而移植到另一块土地上。从美国的股市、欧洲足球联赛到中东战争、拉美地震，大众传媒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事件传遍全球各地。由于前所未有的频繁交流，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对话、沟通与隔阂、冲突成为全球化的另一种景象。这当然也是八九十年代重新辩论的语境：重新洗牌已经开始，中国文化将扮演什么角色? 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于全球化这个事实相当陌生。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地传颂一个众所周知的口号：文学走向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有些缺陷的口号。不言而喻，世界并非哪一个国家独立经营的俱乐部，进入世界并不需要购买特殊的门票。换一句话说，我们始终就在世界之中。然而，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让人觉得，世界是另一块有待熟悉的大陆，我们尚徘徊于世界之外。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开始从各个方面融入全球化图景，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交往日益密切。这时，毋宁说另一个事实愈来愈多地引起中国文学的关注：在各个民族众声喧哗的文学对话之中，中国文学什么时候登台表演?一些发言者占据了中心位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另一些发言者音量很小，听众寥寥——这甚至并非民族人口的数量所决定的。许多人喜欢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可是，只有为世界贡献独特主题的文学才能真正令人瞩目。如果中国文学将西方文学作为未来的生产配方，如果中国文学仅仅演变为佐证西方文化的某些案例，那么，世界的文化舞台不会为之腾出尽情展现的空间。许多人同时观察到，某些同质文化——例如美国文化正在急速扩张与大面积复制，而且，由于科技与经济的掩护和支援，这种扩张与复制甚至带有侵略性。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会不会甚至在本土陷入萎缩? 很大程度上，这即是“失语”之说背后隐含的焦虑。 考察文学理论与民族性问题的争议还要与现代性话语联系起来。 现代性话语是一个松散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社会的诞生和成熟保驾护航。现代性话语发源于西方文化，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了启蒙主义、工业主义、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等内容，强调普遍性与理性。现代性话语之中，全球/本土、现代/传统是一些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本土”或者“传统”这些概念时常被看作“保守”“落后”的同义语，它们仿佛代表了蒙昧与未开化。现代性意味的是先进、发达、开放和一个标准化的文明社会，这种社会即是全球化网络的组成。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域”(disemdeding)(吉登斯18-26)。“脱域”表明脱离一个具体的地点和空间，将某种知识或者规范推广到世界范围，例如货币、交通规则的红绿灯信号，或者各种商品的认证体系。这首先是来自经济领域的追求。无论是重量单位、空间计量单位、各国之间的货币结算还是商品品牌的互认，“脱域”形成的统一标准带来的经济活动效率是现代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似乎与现代性话语格格不入。漫长的农耕社会拥有自给自足的传统，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以及闭关锁国的意识形态和行政政策都是中国社会远离现代世界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接受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前提，接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形式。许多人觉得，“脱域”以及与国际接轨意味一个新型空间的到来。 “谁的现代性?”——事实上，如此尖锐的问题很迟才浮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所谓的现代世界并非一个温情脉脉的所在。相反，这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的角逐。资本与市场并非以平等为目标，利益最大化的企图背后存在各种意义上的争夺与反抗。较之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市场形式许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天真地想象，权力关系以及压迫和剥削从此消失。国家、民族、企业、行业、阶级、阶层和个人都将作为利益主体形成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换言之，尽管现代社会具有丰裕的物质财富和令人向往的生活质量，但是，现代性话语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现代历史没有划定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以使各个国家可以齐头并进。更多的情况是，那些占据优势的利益主体时常把持有利位置，排挤和倾轧相对落后的弱者。全球化的意义上，国家与民族将作为利益主体产生强大的作用，文化交流也是如此。 全球化与现代性话语共同促成了世界范围内众多文化体系的相互交汇。各种跨国的文化盛会接踵而至。然而，人们可以迅速发现，各种文化体系的交流并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好莱坞、可口可乐、西装、英语、基督教以及情人节或者圣诞节的输入远远超过了京剧、太极拳、儒家学说与茶文化的输出。即使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英语文化无疑拥有更为强大的势力。正如许多批评家犀利地指出的那样，各种程度的文化殖民观念隐藏在跨国的文化交流之中，西方中心主义时常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幻影。许多时候，文化交流之间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例如电影工业。每一块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无疑是传统的“文化”内容，然而，电影公司、影院或者院线的业绩直接体现于票房和经济收入的账本之上。当文化与经济联袂出演的时候，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会成倍地增加。 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各种场合表示出对文化殖民观念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感。尽管如此，二者的清除远非易事。各种文化不平等夹杂于经济活动或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之中，甚至构成了现代性平台本身。退出各种经济文化的衔接系统，不再接受业已展开的各种现代运作方式，这多半意味着退出现代性平台。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