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已察觉这些反感以及种种批评。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回应。他的研究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源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根本分歧。①未来的世界必将是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说，现代性话语带给人们的初步想象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意味着取长补短，构建一个彼此认同的文化图景，那么，亨廷顿转向了问题的另一面：彼此冲突。军事或者经济的争端之外，文化并非一个团圆与和睦的领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作为一个强大的利益单位，文化竞争之中的民族和国家充当的是守护者乃至捍卫者的角色。所谓的“世界文化”或者“世界文学”仅仅是一个虚幻的称号，这种称号的实际内容往往被某些发达的民族国家所劫持，成为它们的代言者，推销它们的标准和型号。如果说，军事意义上的殖民与反殖民不得不诉诸飞机大炮，那么，文化意义上的殖民与反殖民往往在文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的形式之下展开。因此，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会天真地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未来的世界甚至不惜为此开战。不要幼稚地认为，只有经济利益或者军事要塞值得洒下热血，文化亦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亨廷顿的观点视为现代性话语的另一章。 将军事、经济、文化合并到同一个逻辑之上，将民族国家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所有的问题仿佛已经一清二楚。因此，许多批评家主张，尽快恢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将文学的阐释权从西方文学理论那里夺回来。民族文化的大旗必须插在文学理论的城堡之上，大声对“全盘西化”说“不”。当然，与20世纪20年代相似，各种“复古主义”的主张也不断地遭到各方面的冷嘲热讽，“闭目塞听”与“抱残守缺”多半是这些嘲讽的主要内容。相当长的时间里，争论似乎一直在“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之间钟摆式地摇晃。如今回顾起来，大部分争论的理论水平乏善可陈，文化交流之中存在的某些相对复杂的情况一直未曾进入视野，得到深入的辨析。如果试图提高争论的思想质量，我们必须开放视野，正视文化交流之中各种复杂的情况，继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判断。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现代性话语的中国版标本。“德先生”“赛先生”背后包含的启蒙、理性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性格。然而，尽管科学精神与普遍主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和大胆引进西方文化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向文化殖民投降。各种史料证明，他们是一批富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具有自己的判断。这些知识分子将古老中国的衰败很大程度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因此，抨击传统文化成为他们的锋芒所向。另一方面，他们在相同的意义上引进西方文化。鲁迅自称是“盗火者”，他们力图以西方文化矫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复杂策略：他们试图以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认同民族国家，以援引西方文化资源的方式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策略之中隐藏的悲愤和孤注一掷的情绪；在我看来，这种情绪背后的拳拳之心来自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远远超出了许多“子曰诗云”的背诵者和几个热衷于为自己学科争取蝇头小利的教授。某些人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形容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帮手，这显然是一种理论误判——如果不是有意贬低的话。我曾经指出： 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题是探索民族的独特命运，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在我看来，关注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是众多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由于不同的历史情势、阶级地位与不同的知识结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观念分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民族向何处去是他们始终放在心上的重大问题。作为儒家的先哲，孔子是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他从未放弃自己栖身的那个时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也是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他的嬉笑怒骂是掷向黑暗现实的匕首与投枪。人们可以用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与历史演变解释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憎恶，但是，他们都是对于自己的历史时代做出清晰判断的人，而不是单纯的书斋式学者。相对于那些崇洋分子，民族本位是他们之间最为深刻的公约数，也将是弥合两种观念持久争论的基本前提。(“中国文化的活力”) 当然，迄今为止，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历史背景的巨大转换。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策略是否奏效?他们的历史判断是否已经过时?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出现了另一种倾斜?如此等等。这是文学理论与民族性的争议面对的新问题、新局面和新条件。显而易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是我们民族崛起的重要原因。晚清之际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亦步亦趋地延续封建帝国古老的文化逻辑，我们的民族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野心。“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461)，我们的民族必须拥有生产各种“物质力量”的工业、社会机制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这同时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然而，现今的问题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之上：在“物质力量”相对具备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要重新思考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这种思考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目的：首先，承传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在世界文化谱系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其次，现代性话语正在遭遇一系列问题和瓶颈，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理念有助于设计各种解决方案。 文学理论很大程度地控制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和想象力，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各种意义。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各种微妙的、动人心魄的或者激情澎湃、热血贲张的审美愉悦可能带来什么?这也是文学理论不懈地关注的话题。相对于西方文学，抒情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源头，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于抒情主体以及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情景关系做出了深刻而细腻的考察。“温柔敦厚”与抒情主体的节制或者“以禅喻诗”与抒情主体的顿悟等等都是古代批评家极具特色的美学命题。至于风骨、神韵、形与神或者虚与实均是西方文学理论未曾涉猎的美学范畴。保持以及阐发这种美学范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职责，理解这些美学范畴对于体会中国古典文学至关重要；世界文学范围内，这些美学命题或者美学范畴隐含了特殊的价值。如果说，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显然是因为“无意识”开拓的主体研究打开了巨大空间，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于抒情主体的研究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方向。也许，这个方向展示的空间将在未来开启另一个研究空间。 我还想指出的是，文学理论与民族性问题的历史背景之中存在一个特殊的节点：“民族”这个概念的浮现与“阶级”这个概念的退隐密切相关。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到抗日战争，“民族”这个概念始终是凝聚人心和号召、动员的旗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然而，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理论后果开始显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阶级”的观念进入中国，阶级斗争成为历史解释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学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民族矛盾退居次要，“阶级”的观念迅速上升为首要的标准，并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问题的首要尺度。无产阶级必须战胜资产阶级赢得文化领导权，文学理论显然是这个战役的一个局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全面介入。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了解绝大部分是通过苏联的文学理论中转。1954年，苏联派遣毕达柯夫到北京大学举办“文学理论研究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得到了完整的传授，同时，来自英语世界或者来自德国、法国的文学理论体系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说遭到了拒绝和排斥。这个研究班的学员日后多半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教学骨干。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多半以季摩菲耶夫——毕达柯夫的老师——的《文学原理》和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为范本。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中，相当一部分“西方”的文学概念来自苏联，例如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党性、人民性、典型，等等，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涵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理论家的解释。不论是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还是文化观念、审美想象，苏联的各个方面无不成为中国的范本。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前，阶级联盟拥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本迪克特·安德森的著名表述——的民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表现为跨民族的阶级联合。当时，苏联“老大哥”显然是作为阶级意义上的师长和战友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尊重，当然包括文学理论。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毕达柯夫的教诲，从未考虑用“民族”的名义阻挡那些陌生术语的全面覆盖。 如何评价阶级学说的引进是另一个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现今的事实是，阶级学说不再作为最高的纲领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恰恰由于“阶级”这个概念的后撤，“民族”概念逐渐进入理论的聚光灯圈。当然，从阶级对立到民族差异，这是性质不同的文化竞争。事实上，后者所包含的内容似乎远比前者更为复杂。 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