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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谱系学的角度着眼，阿尔都塞关于“症候解读”的创见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弗洛伊德是从过失、梦以及神经病的症候之中解读出意义来。拉康借助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对于精神分析学进行重建，用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对弗洛伊德关于“症候是有意义的”思想进行重构。而这恰恰为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奠定了理论基础。阿尔都塞是从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性形式中获得了方法，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精神病心理机制的研究中找到了概念，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铸成“症候解读”的理论。阿尔都塞将“症候解读”视为一种生产，它借助自身的证伪、校正功能倒逼和反推知识增长和理论跃迁。此后“症候解读”理论向文学归趋，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马舍雷将之引向文学批评，而卡勒则进一步将之引向了文化研究。 关 键 词：症候解读/理论谱系/文学归趋/艺术生产/文学批评/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项目编号：PAPD]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症候解读”理论是阿尔都塞的创见，阿尔都塞是在马克思《资本论》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证伪性解读中发现和总结出这一方法。从谱系学的角度着眼，“症候解读”理论的渊源出自弗洛伊德和拉康。阿尔都塞坦承，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才对一般听和说的含义产生怀疑，注意并重视在其背后无意识的语言的深刻含义。①他还说，拉康“对我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影响”(路易·阿尔都塞346)。因此考察“症候解读”的理论谱系应自弗洛伊德和拉康始。 一、症候是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对于“过失”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症候解读”理论的最早源头。弗洛伊德后来成书的演讲《精神分析引论》(1915年—1917年)开篇第一编就是“过失心理学”，可见其重要性。在他看来，所谓“过失”包含人的种种舌误、笔误、遗忘、焦虑以及神经病等，它们都是有意义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合理和正当的一面，而只是看到它错误和不当的一面。弗洛伊德指出：“过失不是无因而致的事件；乃是重要的心理活动；它们是两种意向同时引起——或互相干涉的结果；它们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26)。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更早的《释梦》(1900年)一书中已多有论述：“每一个梦都可显示一种具有意义的精神结构”(1)，“我们深信梦是有意义的结构”(526)。 弗洛伊德对于梦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的精神分析学最早是从释梦起步的，释梦也是《精神分析引论》中的重头戏，因此他对于梦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值得重视。他认为，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精神结构，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可以说出的部分，可称为梦的显意；一是在梦隐含的意义，它是通过联想而得到的，可称为梦的隐意。以往人们对于梦的意义往往是从梦的显意去求致，在他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要把握梦的意义，那就必须对于梦的隐意予以更多的重视。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显意/隐意之间存在着一种语法关系和符号学原理，从隐意转化为显意的过程也是有一定的语法规则和符号学逻辑的。如果遵循其游戏规则和内在逻辑，便有可能解析和破译其中隐含的意义，否则就势必误入歧途而不得要领。弗洛伊德将梦的显意/隐意比作同一题材的两种不同的文本，其中隐意好似显意的原本，而显意好似隐意的译本：“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将原本和译本加以比较以求发现其符号和句法规则，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符号和规则，梦的隐意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们企图按照这些符号的画面价值而不是按照其象征意义去破译它们，我们显然会误入歧途”(《释梦》277-78)。因此弗洛伊德的释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绎和建构梦的显意/隐意之间的语法和符号学关系，以及二者转化过程中的语法规则和符号学逻辑的工作。弗洛伊德曾将梦的显意/隐意关系分为四种类型：(1)以部分代全体；(2)暗喻；(3)象征；(4)意象。他将这一分类扩大到释梦的讨论范围，从而发现梦的工作大致采取压缩、移置、意象、润饰四种方式：所谓“压缩”就是显梦似乎成为隐含的缩写体；所谓“移置”就是将梦的重点从有关的事项转移到并无关系的事项，从重要的事项转移到不重要的事项；所谓“意象”就是将思想变成视像；所谓“润饰”就是将梦的材料交错穿插，形成与隐含大相径庭的次序。②显而易见，这些释梦的类型和范式，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追溯和破译梦之意义的语法规则和符号学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于“症候”(Symptoms)问题也有过研究。1882年弗洛伊德开始与神经病医生J.布洛伊尔合作，发现了神经病患者表现出的强迫症、健忘症、忧郁症、癔病、焦虑、自恋等种种症候恰恰是有意义的，这正与过失和梦如出一辙。弗洛伊德说：“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神经病症候的有意义与过失和梦并没有什么不同”(“精神分析”202，212)。只不过弗洛伊德所说的“症候”特指神经病的症状，是与过失、梦并列的概念，但弗洛伊德又确认它在“有意义”这一点上与过失、梦颇多相通之处。 弗洛伊德还指出，作家常常利用舌误、笔误等症候作为文艺表现的工具，如席勒的《华伦斯坦》、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戏剧作品，在情节设计中往往有意安排这种症候，他们深知这些过失是大有深意的，也知道台下的观众完全能够领会这种深意。而在这一点上，诗人较之语言学家和精神病学者更加高明。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诗人却仍可用文艺的技巧予过失以意义，以达到文艺的目的。所以研究舌误，与其求之于语言学者及精神病学者，不如求之于诗人”(“精神分析”20)。弗洛伊德秉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往往将其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用于分析文艺作品，或者说将文艺作品来验证其精神分析的道理，此处用文艺作品来证明“症候是有意义的”这一论断便是显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