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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症候解读”理论的熔铸 阿尔都塞在经历了二战的重重苦难之后重新踏上问学之路，他所取得的第一个学术成果就是1947年10月完成并于次年顺利通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高等教育文凭”(DES)答辩的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该论文探讨了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则是从“内容”概念出发对于“空无”和“缺失”的本质意义的追问。阿尔都塞在这篇最早的论文中启动了以空缺为本的哲学之思，而这一精神历险决定了他后来的许多事情，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这样评价：“从第一篇论文起到最后的著作为止，阿尔都塞一直是一个完全被阙如和真空所迷住的哲学家”(44)。 在该论文中，阿尔都塞首先指出，黑格尔哲学将自己认定为一个彰显真理的过程，它力图用理论的形式复制出真理得以自我实现、臻于完成的漫长过程，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可以作两面观：一方面，它是真理的整体得以实现、达到丰富充盈状态的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空无和缺失得以暴露的触媒，而这种空缺正是它所要去填充和补救的。空缺与完整是相互对立的，但任何完整都是从空缺开始并包含空缺于自身之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空缺乃是完整的起源，对于空缺的揭示是达到整体的前奏，它是具有校正意义的“无”，起到证伪作用的“空”，正是对于空缺的弥补和救正推动了整体的最终实现。如此看来，空无和缺失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将真理的自我实现构想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它包含了无数矛盾、冲突、反思、异化、否定、扬弃、三段论、正反合等，经过漫长复杂的演变而臻于完成，在其中任何一种辩证法的形式中，都有一个如何对于之前的空无和缺失进行补偏救弊的问题。阿尔都塞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在真理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作为起点的空无和缺失更具本质意义。 阿尔都塞在《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一文中对此作如下论述：首先，黑格尔哲学不可能从其他东西开始，而只可能从空缺开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揭示，哲学从作为最抽象的限定性的有出发，这种有是空无的，是没有内容的，但它具有真理性的因子，因为“这里还没有东西，可正是在这里会生发出一些东西。这个开端是无，但却是一种有从中源起的无”(“黑格尔”81)。其次，黑格尔揭示了开端作为一种纯粹的无，它自身的丰富性在这里恰恰表现为空缺。但它具有建设性和生产性，对于整体性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它是一种应该”(“黑格尔”82)，或者说它被赋予了必然性。这就相当于道家所谓“以无为有”“无中生有”命题的实体性和真实性。再次，阿尔都塞还大力肯定了空无具有除旧布新的挑战性和革命性，他认为，通常人们更多看到的是空无的负面意义和消极作用，却对其合理方面、积极作用视而不见。事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空乏，世界的旧秩序才能够在革命中使其自身发生转型”(“黑格尔”138)。这就像《周易·系辞下》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由于黑格尔青年时代以叛逆的、异端的姿态倡扬的启蒙精神催生了辩证法，才使得辩证法拥有了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最后，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摧毁了传统的“自在”观念，后者将“自在”视为简单的空洞和虚无，而在黑格尔看来，自在“是一种始源性的空乏，这种空乏通过其自身的运动而把它自己构建为一个整体”(“黑格尔”83)。这种自在一旦被获取，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自在，而成了一种自为。自为取代自在之日，也就是向自由升华之时。 根据以上理由，阿尔都塞得出结论：“空乏是意识的本质”(“黑格尔”46)。尽管从空无、缺失到达自为、真理、自由还要具备许多条件、增加若干规定性，但它作为一种起点、一种必然性、一种变革力量、一种在运动中实现的整体，自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将空无、缺失提升到本质的高度来加以确认，对于黑格尔哲学作了重新解读和阐发。对此今村仁司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说：阿尔都塞“不是从经常使用矛盾、扬弃这样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阙如、真空出发来读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从理论思考以前的精神本质中渗透出来的”。阿尔都塞将黑格尔哲学作为真空论来解读，就此而言，“‘论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概念’这样的题目，还不如改写成‘论黑格尔哲学中的真空概念’为好”(今村仁司43，44)。 但是在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阿尔都塞却转而讨论黑格尔哲学的其他问题，而将空无、缺失问题丢在了一边，甚至相关概念也不多出现了。给人留下的感觉是，阿尔都塞遇到了重要目标却与之擦肩而过。不过作为一位青年学者的高等教育资格论文，出现这样的缺失和疏漏也完全可以谅解。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没有最初的空缺，何来后来的充盈?当然从空缺到充盈的转换需要前提和条件，需要某种机缘的激发。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一机缘就是拉康。 阿尔都塞与拉康的交集较晚也较短暂，但是对他来说却意义非同寻常。1963年6月，阿尔都塞在《哲学教育杂志》上发表《哲学与人类科学》一文，对于拉康予以热情褒扬，之后拉康约见阿尔都塞，1963年12月23日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拉康正在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1964年1月，在阿尔都塞的帮助下，研讨班迁至巴黎高师。同年12月阿尔都塞在《新评论》杂志发表《弗洛伊德和拉康》。1965年初，阿尔都塞开设《资本论》研讨班，同年9月和11月，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二书先后出版，引起了读书界的轰动。 从上述时间表可见，1963年至1965年间阿尔都塞与拉康有过短暂交往，导致阿尔都塞进入了学术生涯的辉煌时期。阿尔都塞以往形成的以空缺为本的哲学之思被拉康学说再次激活，在15年前几乎是半途而废而被长期搁置的哲思一朝被唤醒，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概念，铸成了后来使之一举成名的“症候解读”理论，这让阿尔都塞是何等的兴奋啊!期间他给拉康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从理论职责上给予弗洛伊德恰如其分评价的第一位思想家正是这一点促发了我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形式的评价，我意识到自己已近于理解你了”(转引自大卫·迈西411)。这是“一种最终‘回归家园’的理性，它已抵达其最令人困窘和最接近的目标。我预言：我们已进入一个预言家可以大逞其道的时代——这要大大地感谢你”(412)。长期纠结的困思一朝受到点化便大彻大悟、拨云见日，阿尔都塞对于拉康的崇敬和铭谢之情简直跃然纸上! 在《读〈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开篇就提出了“什么是阅读?”的问题。他断言，在人类文化史上，终有一天人们会破解看、听、说、读的真正含义。如今人们已经通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获得了变革性的认识。他认为，人们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才对传统的听、说的含义产生怀疑，进而揭示了在传统的听、说背后无意识的语言的深刻含义。“现在我敢说，我们只是从马克思开始，至少是在理论上，才对读和写的含义产生怀疑”(4-5)。在上述关于弗洛伊德的评价后面，阿尔都塞加了一个详细的注解： 正是由于J.拉康长年累月进行的单独的、坚持不懈的和富有洞察力的理论努力，我们对弗洛伊德著作的阅读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J.拉康的全新的见解开始进入公众意识，并且每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和利用这些见解的时候，我认为在这样一种典范的阅读方法面前，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因为人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它原来的对象。(73) 在这里，阿尔都塞开诚布公声明他是从拉康获得了思想活力。拉康继承并发展弗洛伊德形成了关于无意识的全新见解，引导人们质疑传统的看、听、说、读的含义，进而深究在其背后的无意识的重要意义。阿尔都塞据此发现了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阅读状况所发生的根本变革，阿尔都塞称之为“症候解读”。 从阿尔都塞的学术道路来看，他在1940年代后期迷恋黑格尔哲学，在1960年代初期受到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的启发，嗣后转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阿尔都塞是从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性形式中获得了方法，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精神病心理机制的研究中找到了概念，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铸成“症候解读”的理论。所谓“症候解读”的意思是，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身心内部的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阿尔都塞是这样说的：“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读〈资本论〉》21)。 在阿尔都塞看来，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值得奉为圭臬的是，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从中发现了在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这些理论无意识但又是意识形态地在剩余价值这一实质性问题上共同出现了失语，而马克思正是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指出：“斯密和李嘉图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分析‘剩余价值’，因而剩余价值总没有以它自己的名称而是以别的名称来称呼。剩余价值没有在与它的‘存在形式’即利润、地租、利息不同的‘一般性’上被理解”(《读〈资本论〉》99)。当马克思阅读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时，“他恢复了另一些术语所掩盖的未出现的术语。他把掩盖未出现的术语的另一些术语翻译出来，恢复了它们省略的内容，说出了这些术语没有表示出来的东西。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对地租和利润的分析读作一般剩余价值的分析，但是李嘉图和斯密从未把一般剩余价值称作地租和利润的内在本质”(100)。而是否将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问题放在剩余价值的范畴中进行考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总问题和对象方面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出了“总问题”的概念，⑤根据他在《保卫马克思》中的界定，“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47)。可见所谓“总问题”是在一定场所形成的，因而拥有一定的视野，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一旦时过境迁，人们还停留在原有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那么他对于眼前出现的新问题便视若无睹、存而不论。如果说牛顿之前的物理学家不会在自由落体中看到引力定律，拉瓦锡之前的化学家不会在“燃素”中看到氧气的话，那么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不会在价格、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事实中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剩余价值问题在他们那里势必成为一种空无、缺失、疏漏或沉默。而“症候解读”就是要将这些“症候”所潜隐的深意发掘出来、彰明于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症候解读对于剩余价值的揭晓使之与牛顿和拉瓦锡一样成为当之无愧的科学奠基人。 阿尔都塞的思考还在继续前进。阿尔都塞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症候解读”，而且进一步指出对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他声称这也是阅读《资本论》的宗旨之一：“我的要求无非就是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征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读〈资本论〉》26)。这就将“症候解读”的对象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将进行“症候解读”的主体从马克思转向了自己。阿尔都塞将这称之为“第二种阅读”：“这里所说的第二种阅读是对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特别是对1844年手稿从而对作为马克思著作底蕴的总问题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总问题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总问题的阅读”(27-28)。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对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和黑格尔的“总问题”从接受到后来决裂的心路历程，始终是阿尔都塞的阅读和研究对象。阿尔都塞从刚入道起就对此予以关注，在《读〈资本论〉》的同期著作中也对此多有评说。⑥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背景在《资本论》的探索中是沉默的、隐匿的，而对于这种沉默和隐匿的“症候解读”无疑有助于对于《资本论》的深入理解，进而有助于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深入把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