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简短的结语 作为一名平民出身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既有的法国文化场中，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审视者而非文化继承者的角色。他与学术研究人员和新知识生产者共命运。他对那些处于法国学术机构和知识场边缘的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等人抱有同情之感，而有别于维护、传播和神圣化精英文化传统的权威角色。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批评知识分子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那样，布尔迪厄本人的理论旨趣也常常呈现出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研究或科学研究要为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而斗争；另一面又呼吁科学万岁，强调提高文化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权力。尽管布尔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深刻揭示了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但其理论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从总体上看，布尔迪厄低估了艺术家习性的“创造性”的方面，其习性理论似乎更能解释文化的再生产，但是，在解释文化的原创、创新、创造、变化等方面似乎不够有说服力。其学术贡献因而主要体现在研究文化再生产方面，而对文化创新关注不够。在布尔迪厄笔下，“替代性建构(alternation construction，亦可译为“选择性建构”，笔者注)的自由空间似乎是十分有限的，布尔迪厄的著作大量谈论的是统治关系的再生产。”[9](P286)再者，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把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和美学史描绘为区隔和竞争的历史，彻底消解了传统美学和艺术学的诗性特征和诗性品格。作家艺术家及人文知识分子本应是人类精神价值的追求者和创造者，文学艺术和知识生产本应创造真善美统一的价值，但是布尔迪厄却将文化生产的动力解释为旨在争夺文化资本，虽然揭示了文化生产的某种真相，但也给人以庸俗化之嫌。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Shils)的观点，知识分子“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他们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对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因此，在镜鉴布尔迪厄文化场理论时，应当如何既重视世俗经验研究，又保持神圣超验关注；如何既借鉴和汲取布尔迪厄文学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的理论之长，同时又吸收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姚斯、巴赫金等人的文化对话和审美交流理论的精华，而且保持中华优秀审美文化的和谐传统，彰显和弘扬文艺美学的诗情画意和审美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