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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场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实践理论除了关注特定场域的自主性之外，还必须把特定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揭示更大的社会历史场域对特定专业场域的深刻影响，分析其在更大场域中的位置争夺情况。布尔迪厄认为，任何“场”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拒绝把文化场的自主性绝对化，反对关于文化神圣化的孤立主义，反对将象征符号领域的分析与整个社会实践相割裂。布尔迪厄认为，“场”不同于环境、背景和语境，而是生存者的社会空间或行动者力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社会小宇宙是社会大宇宙的折射。只有在这种场域关系中，才能理解其中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些特定的力量关系以及力求保存和改变这些关系而斗争的特殊范围内，形成了生产者的策略，形成了他们捍卫的艺术形式、他们建立的联盟、他们缔结的学派”[8](P49)。因此，任何特定场域的自主性都是一种相对自主性。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自主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文学场、美学场的相对自主性意味着，该场域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原则，一种是自主性原则，另一种是偏离自主性原则，追求与场外(或更大的场域)的趋同。各种次场域都是特定场域自主性与场域之间同源性的统一(这种同源性是差异中的相似性)。就文化生产的场域而言，即是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与经济政治等权力场域的最终支配作用的统一。因此，文化场域的活动体现了自主性与被支配性的统一、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更大的社会场域对特定的自主性场域的作用需要经过自主性场域内部的特殊形式和力量的特殊调解，需要经由自主性场域中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习性的中介，尤其要经过符号化的中介。文化场域中的行动者既非前结构主义的天真浪漫的主体，亦非结构主义的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消极主体，而是后结构主义的实践者和行动者。布迪厄把“文学场”视为超越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对立的重要概念，指出：“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丝毫不会丧失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成果和要求。……实际上，由于文学场和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7](P247-248) 布尔迪厄认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域之中，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处于“统治地位”；而在权力场域内部，则又处于“被统治地位”。质言之，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这个位置决定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场域游戏中的行动策略，他们尤其倾向于强调对于经济、政治和道德的中立性或超脱性。例如，福楼拜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写作，旨在挑战法国资产阶级主流社会。他指出：“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艺术。至少在这虚幻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自由的。在这里人可以得到一切满足，可以为所欲为。既是君主，又是臣民；既是积极的，有是消极的；既是牺牲者，又是祭司。没有限制。”[7](P33)作家艺术家的生产受到其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资本、习性的综合影响。他们的行为策略要受到自身习性和潜在或隐含利益的影响。场域生产也是利益的生产。文化场域的利益追求和生产也都是历史化、语境化的。就艺术场和学术场而言，“利益”(interest)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既反映了文化的资源，也表征着行动者的文化旨趣、主旨、兴趣等。布尔迪厄认为，学术场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学术场中的权力体现为对文化资本的占有和文化资本的富足。但是，这种文化资本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如经济场和政治场)中又居于从属地位。这样，学术场域或科学场中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二者的逻辑便发生冲突。换言之，文化场域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是成反比例关系。学术场、艺术场与其他文化场一样，尽管也在争夺各自的利益，但却是以一种颠倒的逻辑或超功利的逻辑来进行。那些强调学术自主、艺术自律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场中处于不利位置，但在同行的自主性话语中却反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福楼拜、马奈、波德莱尔的例子无不证明了这点，他们的艺术自律性的主张不仅是美学策略，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区隔、文化竞争和文化政治的策略。他们试图以此在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化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地位。 文学场的两端，分别是自主性一端和权力场一端。其中，更靠近自主性一端的为文学场中的有限生产场，而更靠近权力场一端的为大生产场，分别为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次场域。前者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后者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有限文化生产场是高度专业化自主化的文化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什么是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标准而斗争，其努力的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它们常常围绕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资本的符号资本的专门形式而得到结构，因而是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市场。[9](P259)反之，那些不那么专业的大生产场则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和大众趣味，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东西。在这种文化资本的争夺战中，大学或学院具有圣化知识生产的特权或垄断权，被其圣化的作品被称为经典。这也说明了教育机构中的既有文化权威为何常常变得保守的原因，他们倾向于再生产体现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社会秩序。为此，学院也经常遭到一些边缘化和媒体化的知识分子的攻击，因为他们的知识未能得到学院权威的承认和圣化。然而，这种对大学既爱又恨的态度，恰好证明和强化了大学的合法性。[9](P261)可见，知识场、学术场、艺术场等文化场同样也是一种特殊的名利场。布尔迪厄指出：“因此，至少在文化生产场的最为完美地达到自律的部分——在此部分中作家所关注的唯一受众即是其他生产者(例如象征主义诗歌的情形)，实践的体系基于对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性颠倒，就正如‘输家即是赢家’的人所皆知的游戏一样：这种系统性颠倒包括商业(它排斥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不能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转瞬即逝的伟大性)，甚至体制化文化权威(缺少任何学院训练或者神圣化也许会被看成是一个优点)。”[10](P127)例如，尤其是一些独立的、先锋的知识分子，往往突出其卡里斯玛品质或文化魅力性。某些先锋作家为了在突出其在文化场域中的独特性，不惜以其精力、时间、热情、才能甚至全部生命作为资本或赌注，当他们创造出颠覆性的、蔑视公众和传统趣味的文学作品时，其经济资本上的失败，却可能获得艺术殉道者的美誉，因而带来了文化资本的长远利益。[10](P133)此外，布尔迪厄关注到这种现象，即：在文化场内，某些文化资本、象征资本拥有量低的作家，倾向于借助场外资本或借助于权力场的力量，并将其引入特定文化生产场之中，试图以此与那些文化资本富足的同行竞争，因而是对自主性的偏离或离心。为此，布尔迪厄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场内的“特洛伊木马现象”。⑥布尔迪厄主张，在文化场域的自主性遭受危害时，作家应当像写作《我控诉》的左拉那样，担当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符号权力把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合法化，但不可简单逆推，把符号权力简单还原为政治或经济权力。例如，海德格尔的哲学尽管暗含着与纳粹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却是经过自主性的、而且高度隐喻性的专业话语而实现的。海德格尔这个例子表明：“在‘哲学导师’与德国政治和德国社会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可以进行研究理解的关系，远非一种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通过哲学小世界自身的结构才能得以确立。对海德格尔话语所进行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必须以双重拒绝为基础：一方面，它要拒绝接受哲学文本对绝对自主性的声称，及与此相关的对其外在关联的否认；另一方面，它也拒绝将哲学文本直接化约为生产和流通。”[1](P200)即便是社会权力场对特定文化场的支配，也仍然需要依靠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任何一种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符号权力，即力图将自身的利益掩盖起来，而使之转化为一种话语世界和意义建构，从而取得合法性并行使权力支配。在布尔迪厄看来，符号权力受到场域内文化生产者的利益表达和话语逻辑的双重制约，从而“既避免了简单的经济化约论，又不至于坠入纯粹内部批评(如符号学)，将意识形态生产看成是一种自足的、自我创造的整体作为”。[11](P120)“场域”包括了传统理论中的语境和个人(行动者)。对于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而言，“场域”的概念大于单纯的文本或语境，场域是语境+文本。因而，场域研究避免了文本与语境的分离和对立，也避免了局限于文本性或互文性研究的解构式形式主义。场域研究还提醒我们，在分析场域的自主性和受支配性、自律性和他律性时，既要避免对自主性的片面强调，也要避免将文化场还原为权力场的简单化倾向。任何特定场域中的文化都是一种学术的与政治的双重话语，应当对文化生产进行自主性话语与关系性话语的双重解读。布迪厄在用其实践论的关系性的社会学来分析文学、绘画、宗教和法律等文化生产时，倡导将各种文化产品与其特定生产场域联系起来，既拒绝纯粹的内在解读，也反对将它们直接化约为各种外在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