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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场域学术话语的自主、开放、表征与竞争——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和艺术再生产理论探微(5)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中国文学研究》 陶水平 参加讨论

    五、文化学术场的竞争
    布尔迪厄以实践理论整合行动者和结构,以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学术场域是既有行动者与新进行动者之间竞争的社会空间。“场域”作为社会空间的隐喻,是不同的行动者依据各自的习性争夺文化合法性和文化资本的场所。场域既是统治的场所,又是抵抗的场所,但很少是革命的场所。这是因为,场域内的行动者(包括统治者和挑战者都接受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共享了某些价值、信仰或信念(doxa),它们构成了场域内文化生产者的文化无意识。特定场域内的争执正是建立在双方对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信念的基础之上。场域体现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竞争关系、冲突关系,因而是一个追求差别或区隔的场所,是一个争夺资源、资本、权力和利益的场所,是一个争夺合法性、正当性和等级化的社会空间。雅俗之争、正统与异端之争,莫不如此。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性之场,既具有自主性逻辑,又具有不断建构性的社会逻辑。文化场面对拥有不同习性和资本的行动者开放,尤其面对新进者开放。新的行动者不断加入并展开新的竞争,因而保障了文化场的活力。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理性不是存在于心灵或语言结构之中,而是铭刻在历史的条件之中。理性被视为一个场域的特征而非内在特征。理性是历史的可能性——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必须通过与社会决定的世界的不停斗争而一点点地获得。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科学和学术的进步依赖于对习以为常的关于权力关系的世界的批判性见解,而非事实的积累。他赞成科学发明的竞争逻辑,认为有规则的学术竞争空间而非共识是科学发明的核心条件。布尔迪厄把学术场域视为一个文化市场而非道德共同体。其中各种的规范立场都被看作是科学竞争的策略。⑨文化场域内不同范式的竞争有助于整个文化的繁荣。布尔迪厄强调坚持维护启蒙传统,因而反对福柯、德里达这样的解构主义者,避免极端的相对主义。同时,布尔迪厄也不赞成哈贝马斯的那种超历史的普遍语用学,而是强调把这种理想的交往模式历史化、机构化。在这种交往模式中,“竞争……唯有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通过更好的证明、推理与阐述并因此促进理性与真理,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⑩
    布尔迪厄主要以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布尔迪厄所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他把社会场域中的文化冲突解释为一种绝对的市场竞争。他所理解的“场”是一种力量的场、资本的场、资源的场、权力的场,这种场域显然是充满竞争、冲突和斗争的场。布尔迪厄把这种冲突视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争夺资本和权力的斗争处于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斗争是围绕争夺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而展开的,前者为争夺经济资本(它们占社会主导地位),后者是争夺文化资本(它们占社会从属地位)。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构成场域斗争的主要原则。布尔迪厄以19世纪晚期法国社会的文化场为例,认为其文化场的权力斗争即是“艺术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并且,这种基本对立形塑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文化冲突、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场”的各种具体形式(次场域、亚场域)也都体现了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对立或对抗。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基本对立划分了其他围绕不同资本形式而构成的次场域。例如,艺术、科学和宗教场域主要围绕争夺非经济的合法性而组织起来,专家集团这种行动者在其中发挥独特的符号作用,因而这些场域具有更大在自主性。反之,法律、新闻等场域更接近政治和经济,自主性不及前者。前者强调生产以知识自身为目的的知识,后者倾向于生产服务于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布尔迪厄甚至把权力场普遍化,认为这种权力场域为超历史的结构,脱胎于早期社会的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对立(由后者转型而来)。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的行为活动或实践是阶级性情倾向与特定场域的结构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当习性与被称为场域的斗争领域相遇时,实践就发生了。行为反映着这个相遇的结构。其中,包含着辩证关系和时间维度。布尔迪厄把完整的社会文化实践行为理解为习性、资本及场域之间关系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区隔》一书中,布尔迪厄提出了他的理论分析模式:
    [(习性)(资本)]+场域=实践(11)
    实践乃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习性和场域的一致造成文化的再生产,而习性和场域的错位易于导致文化的变迁和创新。布尔迪厄高度重视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再生产及社会变迁)的研究,关注社会的场域、资本和行动者习性的生成问题研究。文学艺术这个更具习性特质的文化场域更是如此。布尔迪厄认为,携带不同文化资本和文化习性的艺术家们,在文学艺术场域展开激烈竞争,尤其是新生代与既有艺术权威的竞争。例如,西方近代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的更替,无不体现了艺术场的竞争性、历史性和变革性。文学的定义和划界、审美标准的确立或更替,文学审美价值高低的确定,等等,也无不体现了文化场内外的各种冲突和竞争。在布迪厄看来,波西米亚人式的、无产阶级出身的或更为年轻的艺术家,由于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传统文化资本方面的拥有量少,因而倾向于艺术创新和学术创新。他们进行生活方式、趣味、风格的革新和试验的代价很低,因而不惮于标新立异,力图构建和蓄积新的文化资本。反之,占有大量资本的既有权威则不愿意创新,对他们而言这种创新的风险太大,因为极力维护既有文化场域的再生产。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和创新,唯有如此场域才能生生不息。如果场域中的统治者设法取消被统治者的抵抗和反应时,如果统治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场域的斗争、变迁和辩证法不复存在时,场域则陷入其病理学状态即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状态。只有当人们反叛、抵抗、有所行动时,历史才存在。(12)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各阶层的审美趣味之争反映了他们在场域中占有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状况和他们的阶级性情倾向或习性及其综合作用。例如,由于统治阶级握有大量资本,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摆脱平凡物质需要与日常实际的紧急需要的“差别感”、“对自由的趣味”和“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在艺术场域的表现即是对原始需要和冲动加以纯化、完善化、崇高化和风格化——即形式对于功能的优先性。[9](P191)反之,工人阶级由于只占有较少资本,必须直接不断地面对谋生的实际需要和急迫性,因而在审美趣味上经验为对于“必需品的趣味”。布尔迪厄发现:“服从于必然性使得工人阶级倾向于实用的、功能主义的‘审美’,而拒绝形式化的玩意儿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那套无用的东西,这同时也是所有日常生存选择的原则与一种反抗远离日常生活的专门化审美意图的生活艺术的原则。”[9](P199)在布迪厄的用法中,区隔(distinction)具有区分和优化双重含义。由于统治阶级在权力场中居于支配位置,因而能够行使符号权力,把大众趣味和大众美学区隔为、宣布为“粗俗的趣味”。统治阶级把自己的趣味判断强加于社会,通过美学话语进行趣味的区隔,使自己的趣味正当化,并将其宣布为整个社会的高雅趣味。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行动者的审美趣味由于资本占有和性情倾向不同,仍然产生了区隔:那些经济资本富足而文化资本不足的人,对艺术消费往往采取一种“安逸和便利的享乐主义的审美”,而那些文化资本富足而经济资本相对贫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则往往采取“禁欲的”或“苦行主义”的审美,而且“支持所有以纯粹性和纯净化为名义的艺术革命”。这种知识型艺术家之所以倾向于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并非一种内在的特征,而是一种降低经济支出而追求文化资本最大化的职业性特征:他们“几乎没有与他们趣味相配匹的手段,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这种不一致迫使他们走向禁欲的审美主义”。
    布尔迪厄对知识生产的场域与知识分子问题素来十分关注,意欲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作出贡献。“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阶级关系是通过符号斗争进行调解的,阶级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为了使关于社会世界的特定的定义和分类合法化而进行的斗争。这个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包括命名能力和分类能力。它需要进行符号性的劳动,而这种符号生产正是知识分子的工作。[9](P250)因此,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成为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域。布尔迪厄认为,在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就是区分,个人的就是位置的,亦即在知识场中占有一个具有区隔性的独特位置。“理论、方法与概念因而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这样。知识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9](P258)竞争性的学术文化市场要求采用把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策略,即遵循“区隔性的法则”。无止境地追求差别的冲动促进了知识场域持续地生产竞争性的新知识形式,知识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创新,但也常常造成同行的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社会科学各领域和各种专家的理论及学术之争,其实是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区分及其区分原则的符号斗争。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的的今天,宏大叙事被解体,知识界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尤为明显。
    文艺理论家是知识生产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理论家即是文论场中的生产者,受到文论场和整个文化场的各自结构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其自身学术习性的驱动。同一特定文化场域中的生产者虽然分享了共同的文化习性或文化经验,但习性的区隔仍是根本的。布尔迪厄认为,知识生产的文化场域内部的竞争,主要发生在业已确立学术或艺术地位的文化权威与他们的挑战者之间,他们的关系往往表征为正统与异端的关系,二者有如韦伯笔下的牧师与预言家。前者为文化的监护者,他们偏爱文化机构的权威,主要是再生产并传播现有知识的合法性和符号权力;后者为文化的创造者,呼唤个人的权威,挑战现有知识权力和符号权力,试图创造发明新的知识形式。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知识的有限生产场域,那些占据旧机构位置并试图在符号领域保存并再生产现存秩序的人与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资本形式以挑战这个秩序的人之间展开存在着利益冲突。换言之,这种发生在有限生产场中的竞争,主要在新旧两个阵营之间展开——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并从中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斗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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